尊敬的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今天承蒙贵校的邀请，能够有机会来和大家学习佛教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感到十分荣幸！

  佛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要研究佛教与文化的关系，首先必须要弄清楚什么是佛教。广义的说，它是一种宗教，包括它的经典、教法、仪式、习惯、教团组织等等；狭义地说，就是佛所说的言教。 “佛”是“佛陀”的简称，意思是“觉者”或“智者”。佛教认为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有佛性者皆得成佛。”佛教的基本内容可以用“四圣谛”来概括：苦谛是三界内的苦果，苦有四苦、八苦、无量诸苦；集谛是三界内的苦因，指产生痛苦的原因；灭谛是出世的果，灭是寂灭，就是罗汉所证的寂灭涅盘；道谛是出世的因，道是道品，就是三十七助道品，指灭苦的方法。佛经所说的道理非常多，其实都是围绕“四圣谛”而展开讨论的，“四圣谛”所依据的根本原理是缘起论。佛教所有的教义都是从缘起论这个源泉流出来的。所谓“缘起”，就是指一切事物和一切现象的生起，都是由相对的互存关系和条件而决定的；离开关系和条件，就不可能生起任何一个事物和现象。佛教常用“此有则彼有，此生则彼生，此无则彼无，此灭则彼灭”来说明缘起的理论。缘起说是原始佛教针对当时各种宗教哲学主张宇宙是从“大梵天造”、 “大自在天造”，或从“自性生”、“宿因生”、“偶然因生”等理论而提出，用以解释世界、社会、人生和各种精神现象产生的根源。关于缘起的学说有四种：

  业感缘起：由烦恼恶业招苦果，因果相续，六道展转，生死轮回，为小乘之缘起观；

  阿赖耶缘起：由阿赖耶识之种子起现行，现行又熏种子，以现行诸法为缘，生烦恼恶业而招感苦果，三世因果辗转相续，为大乘始教之缘起观；

  如来藏缘起：如来藏实体有真如门与生灭门二义，就真如门而论，如来藏为一味平等、性无差别之体；就生灭门而论，如来藏随染净之缘而生起诸法，例如由染缘而变现六道，由净缘而变现四圣等。

  法界缘起： 法界通指“真如”、“实相”，此处法界缘起指“如来藏自性清净心”。《华严经》中称：“法界缘起，乃自在无穷”。法界缘起有两个要点。第一是世出世间，一切现象，均由法界清净心随缘生起，离开法界一心更无别物。第二是，在此法界一心作用下，各种现象无不处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即是我，我即是你的法界，“圆融无碍”、“重重无尽”的联系中。

  佛教于公元前二年传入我国，因传入的时间、地区、途径、民族文明和社会不同，而形成南北二传、三大语系，即北传汉语系、藏语系和南传巴利语系。从汉魏以至明清，佛教都很盛行。魏晋时有很多皇帝曾下诏在各地兴建寺院、佛塔，组织翻译佛经。据史书记载，隋朝时有佛寺3985所，僧尼23万。唐初玄奘到印度求法，带回佛典657部，并著《大唐西域记》。唐代高僧义净在公元671年由海路去印度求法，带回梵语佛典400余部，著有《南海寄归内法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等。这些著作是研究印度与东南亚历史与文明的宝贵资料。公元7世纪，云南上座部佛教、藏传佛教形成。唐初松赞干布提倡佛教，元朝以后佛教在西藏形成独具特色的喇嘛教。中国境内佛教各教派先后建立，如汉地佛教主要有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律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密宗等；藏传佛教主要有宁玛派、噶当派、噶举派、萨鲁派等。佛教在不断融合与发展中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佛教，对中国文化产生积极的影响：

  　（一）佛教文化对中国文学语言的影响。佛教的传入，为中国文学语言增添了新的词汇。伴随佛教的传入，佛经翻译也随之展开，佛教典籍中不少优美的典故和具有艺术美的新词语，被引进入我国。据《中国小说史略》一书：六朝尤其是唐以后的文学作品，其中源于佛教的成语，几乎占了汉语史上外来成语百分之九十以上。佛经的传入与翻译，佛教用语逐渐变成了汉语系的日常用语。语言学家们通过仔细分析得出结论：汉语中约有35000单词出自佛经翻译。如世界、实际、如实、相对、现象、觉悟、解脱、顿悟、众生、六道、有情、无情、净土、彼岸、知识、唯心、比量等都来自于佛教典籍。它们极大的丰富了我国文学语言的宝库，使汉语言的表现力更为灵活。据丁福保《佛学大词典》统计，源自佛经的外来语和专用词语多达三千余条，可见佛教对中国语言的贡献。源于佛教的成语也很多，据《俗语佛源》一书统计，源于佛教的成语就达三百二十六条。如：六根清净、拖泥带水、大慈大悲、生老病死、心猿意马、唯我独尊、不可思议、冷暧自知、皆大欢喜、菩萨心肠、大千世界、天龙八部、当头棒喝、现身说法、借花献佛、呵佛骂祖、痴人说梦、泥牛入海、井中捞月、功德无量、五体投地、僧多粥少、苦中作乐、“苦海无边，回头是岸”、“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等都源于佛教用语。它们不仅方便了人们的思想交流，也极大的推进了中国的文学创作。

  （二）佛教文化对中国文学思想的影响。佛教文化丰富了中国文人的想象世界，促进了中国文学观的多样化，更丰富了中国的文学思想。佛教传入前，中国传统的思想中只有今生今世，既无前世，也无来世。就连孔子都说：“未知生，焉知死！”佛教传入之后，给中国带来了三世（前世、今世、来世）因果、五道(天、人、畜生、饿鬼和地狱)轮回以及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的思想。这些思想一下子把中国文人的想象世界打开了。从而在中国的思想领域出现了心性观以及关于境界、形神、空与无常、象和象外等理念，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人的文学思想。被列为我国四大奇书之一的《红楼梦》，就是深受佛教思想影响的一部巨著。它透过家庭的兴亡盛衰，表现人生若梦、世事无常，字里行间，佛家思想流露无遗。没有佛教文化对中国文学思想的丰富与影响，这样的伟大作品是不会出现的。

  　（三）佛教文化对文学创作手法的影响。佛教传入之前，中国文学的体裁非常单纯。诗是诗，词是词，散文就是散文，韵文就是韵文，志是志，列传是列传。同时代的印度文学作品则不然，它们基本都是散韵交错、说唱融合，手法丰富多彩的文学作品。随着佛教的传入，这种文体和创作手法被带入中国，使中国产生了一种散韵、说唱交错的新文体。如：后世的弹词、平话就是这种创作手法传入的结果。佛教传入之前的中国神志怪小说，一般都十分短小，每篇仅以一个故事为主，从头到尾平铺直。佛教经典中的印度故事则不然，它一般都以一个主要故事为骨干，在叙事过程中再穿插许多小故事。如《摩诃婆罗多》即属此型。这种叙事方法对中国的小说创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推动了当时的唐传奇的创作。胡适曾经说过：“印度的文学往往注重形式上的布局与结构，《普曜经》、《佛所行赞》、《佛本行经》都是伟大的长篇故事，离奇曲折，结构宏大，故事中引套着故事。这种葡萄藤式的叙述手法，都是古中国所没有的；他们的输入，对后世的小说、戏剧创作，都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中国历代书法家中，不少高手出自释门，如狂草怀素，“退笔成冢”的智永，唐草无出其右的怀仁，工草隶的贯休等；或书法名家深受佛教影响，如王羲之等，单是佛理便对中国书法产生了深刻内在的影响。人们知道，佛法虽广，其要者无出于戒、定、慧三学。夫戒者，主要是收束身心；定者，则在专志凝神；而般若智慧，则使人穷妙极巧。此三者均与书法之道相通。其中，尤以禅定之功与书法之道最为密切。康有为云：“吾谓书法亦犹佛法，始于戒律，精于定慧，证于心源，妙于了悟，至其极也，亦非口手可传焉”（《广艺舟双楫》）。汉蔡邕《笔论》云：“夫书，先默坐静思，随意所适，言不出口，气不盈息，沉密神彩，如对至尊，则无不善矣。”“书圣”王羲之也说：“夫欲书者，先凝神静思，预想字形，令意在笔前，然后作字。”柳公权则说：“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这些议论，都深契佛家禅观之旨，可见佛理与书道实多有相通之处。

  （一）佛教在书法艺术的传承方面功德无量

  在印刷术出现之前及出现后很长的一个时期内，佛教徒很大的一项工作是写经与抄经。为了传播佛法，一些僧人几乎一生都在抄经；在家的佛教徒为了表示对佛的虔诚，也发愿抄经，他们有的自写，有的请人代写，长期以来以经文形式留下的书法瀚如烟海。就其书法艺术而论，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有王羲之抄写的《遗教经》，柳公权抄写的《金刚般若经》、《清净经》，释道秀抄写的《观无量寿经》，李煜抄写的《心经》，苏东坡抄写的《华严经破地狱偈》，黄庭坚抄写的《文益禅师语录》，赵孟頫抄写的《佛说四十二章经》，林则徐抄写的《阿弥陀经》，弘一法师抄写的《华严经》。在这些手抄经卷中，正、行、草、八分、篆各体俱备，成为当今书法艺术中的珍品。

  　佛教对书法的保存和传播还表现在刻经方面。由于纸、帛易于损坏，不便保存，从佛教传入中国后，就有一些佛教徒把经文刻在山崖或石碑上，尤其是在经历了北魏和北周的两次灭佛浩劫后，佛教徒增加了“末法”思想，发愿石刻佛经的僧徒猛增，经唐、辽、金、元、明、清不断镌刻，遍布在全国各地的佛经刻石不下百万块，象这样大规模地刊刻佛经，历时又这么长，在世界文化史上是罕见的，这些佛经在保存佛教文化的同时，也保存了书法艺术。泰山经石峪《金刚经》——六朝摩崖刻经，其笔势雄伟，兼有篆、分、真、隶诸势，书法古拙朴茂，浑穆简静，被康有为称为榜书之宗。水牛山《文殊般若经》石刻，雄浑圆厚，劲健奇伟，自然满足，被多家出版社影印。

  　　　房山石经由隋静琬发起，自公元605年~617（隋大业年间）开始刻造，到明代万历、天启、崇祯年间结束。石经山九个洞内和洞外共藏石经1.4万余块。这些经碑保存古代金石、书法发展脉络。随着佛教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佛教徒们通过抄经和刻石为保存中国的书法艺术保存，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二）佛学对书法家人生观的引领作用至深

  　　书法是一种艺术，但在中国又不单单是一门艺术，它还是一种哲学。艺术离不开理论，书法艺术也是由书法理论指导和制约的，因此历代的大书法家都有自己的书法理论，他们的理论不单是论述执笔、运笔、布白、运气等技法，而且还涉及到书法家自身的世界观、人生观、艺术观等哲学思想问题。佛教作为中国最具影响的一个教派，二千多年来，对我国意识形态内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书法家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也不另外，他们的人生观、艺术观深受佛教思想的熏染，出现了以禅宗指导书法的理论。

  　　王羲之，其字“飘若浮云，矫若惊龙。”他在书法艺术上之所以能达到如此高的境界，与他生活的时代有很大的关系。魏晋之际，玄学与佛学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最后进而合流。玄学主张“得象忘言，得意忘象。”佛家则主张“真空为体，妙有为用。随法身则万象俱寂，随智用则万象齐生。”这些思想，在玄佛日益合流的东晋时代，一般知识分子乐于接受。王羲之心领神会，移情于翰墨，致使其笔势神气淋漓，尽得妙处风流，从而使其书法在书法史上达到登峰造极的境地。

  　　大书法家怀素，其书法“随手万变，怪雨狂风，隐见莫测。”为历代书家所推崇。他高深的书法造诣显然也得益于佛教。唐初，禅宗思想开始兴盛，士大夫争谈禅悦，在文人中流行“遗文得意，忘义了心”的读书风气。书法家深受影响，竞相以“入于法而出于法”为最高书道。怀素作为僧人更进一步，“刚入于法即跳出法”，以迅疾骇人的速度，从才写成的点画中逃开，逃出章法的约束，逃出文字的牵绊，一面写，一面否认在写；旋即旋归，文字才形成，已被遗弃，被否定，被超越，被推翻。他的草书在中国书法史上取得无可争议的位置，可以说几乎全部得益于他对禅宗的彻悟。

  　弘一法师，把“禅静”融入书法，在书法艺术上，达到了以“寂寞战胜寂寞”的无上高度，其书法“笔不设计，无矫饰，真我立于字外，含蓄自然中见性情。”有一种经大繁华、大悲忧，达于大平静、大欢欣的境界。尤其是后期书法超脱中含着不能超凡入圣的至情，一片童趣与高度修养相结合的博大深邃。他的最后遗墨“悲欣交集”，脱净铅华，真气流衍，无滞无碍，达到中国书法无态而具众美的最高境界，所有这一切，不能不说是得之于他佛根的深厚。

  　　佛教通过影响书法家的人生观从而影响他们的书法艺术，在这三位书法家身上表现的非常突出。就其书法发展的历史看，这种影响也是非常清晰的。

  　　我国的书法艺术从商周草创，到魏晋南北朝隋唐发展到极盛，又经宋元明的过渡，和清代的复兴。纵观其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书法艺术与佛法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如魏晋南北朝隋唐为极盛期，这个时期也恰恰是佛法兴盛时代。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后，从魏晋开始，便与玄学结下不解之缘，玄学家与高僧不但见识相契，艺术兴趣也相投，所以当时的书法家多是清谈名流和高僧大德。宋元明三朝讲究理学，至使书法跌入低谷，只有几位崇尚佛学的僧人、居士传承了书法，如宋代的东坡居士苏轼，六一居士欧阳修，元代的赵孟頫 ，明代的王世贞等。到了清代，佛教再次开始兴盛，从皇亲国戚到黎民百姓人人拜佛，文人学士参佛盛行，书法艺术也开始复苏，出现了于佑任、弘一这样的书法大家。

  　（三）佛教对书道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有书法必然有书理，书理即书道，也就写字的原则。佛教对于中国书道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自文字诞生以来，写字的方法就产生了。两千多年来，中国的书法理论很多，但就其技法而论最基本的无非以下三种：执笔法（包括：腕法和指法。腕法即悬腕、提腕、枕腕。指法即虎口、鹅头、五指三法。）运笔法（包括：顿、挫、蹲、驻、回、提、叠、藏、露、方、圆等。）布白法，即在留白上的技法。

  　　这些书法理论长期指导着我国的书法走向，但是佛学中的禅宗出现之后，书法艺术受禅宗的影响，出现了与已往不同的四种趣向：第一、以禅学论书法；第二、以书法为心学；第三、把书法变得从有法到无法；第四、出现了透着禅意的字。

  　　以禅学论书法。即把禅机融入书法技艺中，这一类书法家认为书法艺术充满禅机。他们把书法和佛法视为一理，认为：书法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写字，而是禅悟。没有悟性是不可言禅的，同样没有悟性也没有书法。就象古代一位书法家说的：“夫书者，玄妙之伎也，若非通人志士，学无及之。”

  　　以书法为心学。即把书法上升到灵魂的高度。他们认为书法是心灵的写照。心不正则书不正。就如唐李世民在论书法艺术时所说的：“夫字以神为精魄，神若不和，则字无态度也，以心为筋骨，心若不坚，则字无劲健也。”

  　　把书法变得从有法到无法。这类书法家认为，真正的书艺是不默守陈规的，真正的书法艺术在法外，不必讲究用笔、运笔、笔力、笔势，用头发、衣袖照样写出具有艺术魅力的字来。民国时期大书法家于佑任在谈写书的体会时说：“我写字没有任何禁忌，执笔、展纸、坐法，一切顺乎自然……在动笔的时候，我决不因为迁就美观而违犯自然，因为自然本身就是一种美。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因为自然之波澜以为波澜，乃为致文。”这段话宗旨就在于说书法其实无法这一道理。

  　　禅意字。禅意字是一种似篆非篆、似隶非隶，不脱书理，又不为书理所缚的字体。这种字在八分书的基础上进行创意，有些人也把这种书体称为九分书，所加的一分即是禅。其代表人物是苏东坡、黄庭坚、米芾。

  　　自印度传来的佛教文化，虽然没带来印度的书法，在形式上不可能给中国书法以新的技法，但佛教思想作为一种人生观对中国书法艺术的影响却是无限的。

  与书法相比，画家涉足佛教者更多。早在魏晋南北朝时，就有许多画家染指佛画。最早的如东吴的曹不兴、西晋的卫协和顾恺之，又如南朝之张僧繇（苏州人。梁天监中为武陵王侍郎，直秘阁知画事，历右军将军、吴兴太守。苦学成才，长于写真，并擅画佛像、龙、鹰，多作卷轴画和壁画。成语“画龙点睛”的故事即出自于有关他的传说），北朝之曹仲达。曹画带有域外之风，所画佛像衣服紧窄，近于印度笈多王朝式样。他所创立的“曹家样”与吴道子创立的“吴家样”并称，史有“曹衣出水，吴带当风”之评语（“曹衣出水"是与"吴带当风”相对的一个概念,主要是指古代人物画中衣服褶纹的两种不同的表现方式。前者笔法刚劲稠叠，所画人物衣衫紧贴身上，犹如刚从水中出来一般；后者笔法圆转飘逸，所绘人物衣带宛若迎风飘曳之状。唐画家吴道子善画佛像，笔势圆转，所画衣带如被风吹拂。后人以之称美其高超画技与飘逸的风格）。到了唐代，佛教绘画更是盛极一时，其中以吴道子声名最著。他在长安、洛阳两地所作壁画多达三百余间，且笔迹挥宏磊落，势状雄峻、飘逸，遂有“画手看前辈，吴生独擅场”之美誉。到了晚唐，出现了专攻佛道人物画的画家，左全便是声名最著的一个。而唐代王维开创了一种别具风格的禅意画，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佛教对中国古代绘画影响最著者当推壁画，即出现了佛教石窟壁画艺术。魏晋南北朝以后，由于佛教盛行，各朝统治者的扶持与信奉，动用了大批的民工、石匠，开掘了许多石窟，如新疆拜城的克孜尔石窟、甘肃敦煌的莫高窟、山西云岗石窟和河南的龙门石窟等。这些石窟中，有大量的佛教本生故事、菩萨、罗汉、天王、飞天等壁画。在绘画风格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熔中国传统与外来艺术于一炉的画风——既有粗犷遒劲的西域画风，又有线条飞舞的汉族传统画法；既用苍劲线条表现地狱的阴森可怖，又有用柔和的粉线、朱线表现极乐世界的美丽图景；既有“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磅礴气势，又有天衣飞扬、树影婆娑的细巧意境，带有明显的汉画风格与域外画风相混合、相融合的特点。而敦煌石窟中的壁画，从凄厉恐怖的佛本生故事画一变而为规模宏大、色彩绚烂的经变画，用浓墨重彩描绘了佛国净土的种种美妙乐趣：佛坐莲台、众圣环绕、天女散花、彩云缭绕、金阁琼楼、玉宇仙山、乐伎列坐、舞女当筵、瑶草奇葩、珠翠绮罗……此时的佛像无不身躯伟岸，面呈喜色，显露出温柔敦厚、关心世情的神态，而与魏晋南北朝时期那种“清赢示疾”、苦不堪言的苦行僧形象大不相同。这一倾向由唐而始至宋更明显。这显然是与当时佛教的世俗化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些壁画也无疑是为了迎合当时士大夫与一般佛教信徒对“极乐世界”的憧憬而做的。

  （一）建筑的弘伟

  中国古代的建筑，力求精美，如房屋前后之陈列布置，左右美妙的点缀。特别是一般佛寺之营造，结构之精致，气派的弘伟庄严，皆仿印度原始佛教之状态，至于遍布中国大陆各地之佛塔，更足以代表佛教坚毅之精神，给人神圣而崇高的感觉。

  晚唐诗人杜牧有“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诗句，可知当时的寺院之多！现在中国古代建筑保存最多最好的是佛教寺院。中国四大佛教名山是山西五台山、四川峨眉山、安徽九华山、浙江普陀山。

  （二）雕刻的逼真

  中国古代虽有雕刻，而塑像及铸像，却始于佛教之输入，唐朝名工之塑像，以及用木或石所雕刻之佛像，实是划时代之艺术创作。如洛阳龙门与大同云岗之石佛、敦煌石窟之佛像与壁画，其形态之逼真，人物之，岂止栩栩如生，简直是飘飘然欲飞之势，诚属中国艺术界之无价珍品。

  （三）梵呗的感人

  中国古乐甚佳，但佛教来华，更有新调加入，使旧调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而有特别的发展，如“鱼山梵呗”“寺院钟声”等乐曲，皆摹佛经中极好之梵音，至于佛寺中档磬钟鼓等，皆僧众起居与共之礼乐，使人闻之，俗念顿消。中国诗人多喜闻佛寺之暮鼓晨钟，而歌咏出绝妙诗词歌赋，即使是现代乐府，亦多取韵于佛教唱诵，可见佛教音乐之感人。

  （四）建塔造像艺术 中国的建塔起源于佛教。随着佛教的传播，建塔的艺术亦随之流行各地。公元4至6世纪，全国各地到处涌起壮丽的塔寺建筑。

  中国著名的佛塔有洛阳白马寺、嵩山少林寺、西安大慈恩寺、山西五台山的南禅寺、佛光寺、苏州寒山寺、南京灵谷寺、镇江金山寺、庐山东林寺、泉州开元寺、宁波育王寺、天台国清寺、杭州灵隐寺等古寺，河南登封嵩岳寺塔(北魏)、西安大雁塔(唐)，北京天宁寺塔(辽)、山西应县木塔(辽)、杭州六和塔(宋)等古塔等。山东长清县灵宝寺塔林，是历代高僧墓塔，共167座；河南登封县少林寺，有历代僧人墓塔220座。在中国，塔的形式很多，大致可归纳为两类：一类是印度式的，但也有许多变化；一类是中国式的，主要是采用中国原有的楼阁形式而建筑的。

  至于佛教造像，在取材与造法上种类也很多，有石窟造像，有木、石、玉、牙的雕刻像，有金、银、铜、铁的铸像，有泥塑像，有砖像，有瓷像，有绣像，有画像。它吸收了犍陀罗和印度的作风而发展成为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造像艺术，是我国伟大的文化遗产。

  　　（五）壁画艺术 现存于敦煌石窟中的壁画，供给我们非常丰富的艺术和历史的资料。最初盛行的佛陀本生故事画，发展到唐代，逐渐为“经变”画所代替。正如文学中有变文一样，壁画中的“经变”，也就是将佛经中的故事譬喻演绘成图。如敦煌石窟中的演绘《维摩经》的“维摩变”，演绘净土经的“净土变”等，都是十分精彩生动的伟大作品。经变画的兴起，使壁画内容大为丰富起来，因而唐代佛寺壁画之盛，达到极点。当时名画家辈出，在姓名有记载的数十人中，如阎立本、吴道子等，大多是从事于佛画的。由此可见佛教对当时绘画艺术所起的作用。中国画学中由王维一派的文人画而发展到宋元以后盛行的写意画，则与般若和禅宗的思想，很有关系。佛教版画，随着佛经的刊印而很早就产生了，现在所看到的中国最早的版画是在大藏经上面的佛画。房山石经中有唐代的石刻线条佛画，宋元以来的观音画、罗汉画以及水陆画等都是很流行的。

  （六）音乐、天文、医药等技艺的影响 伴随佛教俱来的也有天文、音乐、医药等的传习。一九五五年我国发行邮票纪念的古代天文学者一行，就是八世纪初的一位高僧，是由印度来华弘传密教的善无畏的弟子。他在天文学方面著有《大衍历》和测定子午线等，对天文学有着卓越的贡献。至于医药，隋唐史书上记载由印度翻译过来的医书和药方就有十余种，藏语系佛教中并且有医方明之学。再说音乐，公元二世纪时，中国已有梵呗的流行。七世纪初，在今缅甸境内的骠国赠送给中国佛曲十种，并派来乐工三十二人。中国唐代的音乐中吸收了天竺乐、龟兹乐、安国乐、康国乐、骠国乐、林邑乐等来自佛教国家的音乐，唐代音乐至今还有少部分保存在某些佛教寺庙中。

  佛教徒从事公益事业的面是很广泛的，也是多种多样的。如有的僧人行医施药，有的造桥修路，有的掘义井、设义学，有的植树造林，这在古人记载中是屡见不鲜。特别是植树造林，成就卓越。试看我国各地，凡有佛教塔寺之处，无不翠枝如黛，碧草如茵，环境清幽，景色宜人。一片郁郁葱葱之中，掩映着红墙青瓦，宝殿琼阁，为万里锦绣江山平添了无限春色。我国许多旅游胜地，其风景自然之美与寺僧的精巧建筑和植树造林显然是分不开的。这些事实说明佛教在中国不仅其本身发扬光大开出灿烂的花朵，而且延伸到民族文化的各个领域结出丰硕的果实。

  　所谓公益事业，顾名思义就是谋求公众利益的事业。佛教讲因缘，认为所有众生都是相依的因缘和合体，并以“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和“同体共生”的理念作为推展公益事业的依据。

  　　大乘佛教主张菩萨行者要发“上弘下化，饶益众生”的菩提愿，要有“祈愿众生离苦海”的大悲心，同时还要有广施欢喜法乐的方便行，以及三轮体空的般若智。这些精神理念，在佛教诸多经典中处处指陈，例如：《大乘起信论》云：“观一切法，因缘和合，业果不失，起于大悲，修诸福德，摄化众生，不住涅槃。”《宝集经》云：“贫者给财，病者施药，无护作护，无归作归，无依作依。”

  　　佛陀所说增长功德福报的方法，都是有益于社会大众的公共设施，因此可以说佛教的福田思想实乃发展公益事业的启蒙。根据《佛说诸德福田经》载：“佛告天帝：复有七法广施，名曰福田，行者得福，即生梵天。何谓为七？一者、兴立佛图、僧房、堂阁；二者、园果、浴池、树木清凉；三者、常施医药，疗就众病；四者、作坚牢船，济度人民；五者、安设桥梁，过度羸弱；六者、近道作井，渴乏得饮；七者、造作圊厕，施便利处；是为七事得梵天福。”

  　　从经典所载，证明佛教重视公益福利，这种思想在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时代推动得更为积极，举凡设置药品仓库、施药、植树、凿井等，无不本著佛陀示教利喜的精神，由全国百姓共同推动参于。

  　自古以来，佛教徒一直本著利他的精神，不遗余力地为社会人群奉献，诸如植树造林、垦荒闢田、凿井施水、维护泉源、利济行旅、筑桥舖路、兴建水利、设置浴场、兴建公厕、建立凉亭、经营碾磑、急难救助、设佛图户、成立悲田基金，以及为了救济贫民、灾变所设立的福利制度，包括僧只户、寺库、无尽藏院等，不胜枚举。

  　　大乘佛教最初从印度传到中国、越南、韩国、日本等地，之所以能被当地社会普遍接受，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佛教能注重资生的布施与利众的事业，协助解决民生问题。因此，若说佛教是推动公益事业的先驱，佛陀是开创公益事业的鼻祖，实不为过。

  　　佛教自古以来的公益事业形态可分为下列四大项：

  　（一）教育事业：两千六百年前，佛陀率领弟子们至各处托钵来教导民众，上至王宫贵族，下至贩夫走卒，都是佛教僧团教化的对象，此乃社区教育的开端；佛陀在行化各处时，随时以四周的人、事、地、物来教导弟子们，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个游学团；维摩居士时常到学堂、淫舍、酒肆、宫廷、官府等地开示妙谛，是乃分类教学的雏型；胜鬘夫人在宫中聚童说法；公元五世纪，帝日王所建的那烂陀大学，不但是当时最高学府，也是世界上第一所大学。

  　　（二）文化事业：佛陀入灭之后的三藏结集开启了文化事业的序幕，佛教传入各国所发展出来的译经事业，丰富了各地的文化内涵；历代祖师为三藏宝典所作的注疏解释，促进了时人对佛教的了解；各个寺院以刻经、抄经、印经事业来流通佛法，更开启了人类的智慧。此外，自古以来的名蓝大寺不仅建筑宏伟，雕像庄严，庭园雅致，花木扶疏，并且设有画坊、书坊，犹如文化的圣殿，令人流连忘返；地方道场所培训的舞蹈团、戏曲团，在节庆时所作的各种表演，不但达到寓教于乐的效果，同时也刺激了当代文化艺术的成长。

  （三）福利事业：千百年来，佛教徒本诸佛陀的教诲，造桥、舖路、施井、施亭、施茶、施灯，更设立船坊、车坊、宿坊、邸店，提供舟车、食宿、寄物等服务，利济来往的行旅；开垦荒地成为良田，并努力研究改良作物，促进农业的发展；植林种树，兼筑堰濬河，对防治水灾贡献至钜；开山采矿，以佐国用，且在国难方殷时，一面劝募军费，一面安抚民心。佛教的借贷、唱衣及出纳求利等办法，对信众而言，是一种应急的实惠；对僧团而言，得以累积弘法基金，不仅在当时印度的宗教界是一大突破，还是后世银行业、保险业、典当业、拍卖业的先河。

  　　（四）慈善事业：佛世时，陀罗婆摩罗比丘“能广勤率，施立斋讲”，差摩比丘“瞻视病者，供给医药；四事供养，衣被饮食”，须夜摩比丘尼善于教化，使立檀会，办具床座，守迦比丘尼“育养众人，施与所乏”，给孤独长者“门不安守，不拒逆诸行路乏粮者”，“于四城门、市中、家中广行惠施”……，此等皆为公益事业的先驱。

  　从印度瓶沙王和中国北魏以来佛图户的解放奴隶及免囚保护运动，智者、善导等高僧以威德感召猎户、渔民、肉贩自动转业的懿行，到现代佛子们对保护动物组织及生权平等运动的积极投入；从梁武帝的孤独园，竟陵文宣王的福德舍，到现代佛教界在养老育幼方面的各种设施；从阿育王的药藏、齐文惠太子的六疾馆、唐朝的养病坊、宋代的福田院到现代佛寺创办的医院、诊所；从古印度、西域五年一次的般遮于瑟会，中国梁武帝、日本推古天皇等人推行的无遮大会，北魏以来的僧只粟到现代佛教团体跨国越洲的救济行动；从宋代以来的漏泽园、义塚到现代佛教组织的施棺、施龛，乃至安宁病房、往生助念等，利济了无数的众生。此外，每逢战乱，佛教寺院无不主动收容军民，提供粥食；每到荒年，佛教僧侣也总是心怀悲愍，奔走救济，尽施寺物，不以为苦。凡此均可以看出只要有佛教的地方，就有慈悲的法水为人抚慰伤痛，涤除悲苦。

  　　随著科技进步，物质日益丰盛，但是社会文化和人类精神生活却越见低落。因此，在道德沦丧、暴力充斥之际，社会教化和净化人心的公益事业日益重要。现今大部份的公益事业大多偏重于治标不治本，以救济性质为主的社会服务。基于“救心”才能治本的理念，佛教除了推展救济性质的公益事业外，更进一步，积极的扮演教化社会，净化人心的角色。

  禅的境界是言语道断，心行路绝，为了把禅的境界介绍给大家，不得已，仍然要藉言语来说明。

  “禅”可以开拓吾人的心灵，启发人们的智慧，引导我们进入更超脱、自由的世界。禅合乎真善美的条件；虽然不容易谈，可是要知道什么是禅，那我们就不能不尽力弄清楚。

  （一）禅的传承

  禅，启始于释迦世尊，释迦牟尼佛原为印度迦毗卢卫国王子，出家行六年苦行，仍未解脱，于是来到尼罗河菩提树下敷吉祥坐，开始禅坐，终觉大彻大悟，成就佛果。开悟后的释尊，设种种方便，开示悟入，以成就他的大事因缘——广度众生。

  相传世尊一日在灵山会上，拈一枝金婆羅花示众，当时大众皆默然不解其要领，唯独大迦叶尊者破颜微笑，世尊说：“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这就是禅宗所说的“拈花微笑”公案，也就是释尊与迦叶的大法授受。在这拈花微笑心心交照之间，迦叶尊者也就成为传禅的第一祖，并敕阿难副二传化，即第二祖，无令断绝，并说偈曰：“法本法无法，无法法亦无，今付无法时，法法何曾法”。

  说完偈后，再告迦叶：“吾将金缕僧伽黎衣付与汝，转授补处至慈氏佛出世，勿令朽坏。”迦叶开偈，头面顶礼说：“善哉，善哉，我当依敕，恭顺佛教”。

  禅的始传，自释尊与迦叶间授受以后，二十八传到菩提达摩，形成了直指单传的禅宗，菩提达摩为中国禅宗初祖。

  菩提达摩，南印度人，是南天竺相至王的第三子。因二十七祖般若多羅至他们国中传受，国王供养，说法王宫，乃得相见，后随出家。般若多羅去世后，达摩大师尊从师父遗教，在印弘化六十余年后，观震旦因缘成熟，行化时期以至，故先辞别祖塔，次告别同参，后到王宫辞行，慰而勉曰：“当勤修次业，护持三宝”。王闻大师言，涕泪不能留，即为治装，恭率亲戚，臣属送至海岸。国人观后，皆泣下而别。

  达摩在海上经过三年，来到中国南海。时当梁武帝普通元年（公元520年）广州刺史萧昂，以礼迎接，上表奏闻武帝。帝览表后，遣使持诏迎请到今天的南京。

  既至皇宫，诏大师陪坐正殿。帝乃问曰：“朕即位以来，当造寺，写经，度僧，不可胜记，有何功德？”师曰：“并无功德”。帝曰：“何以无功德？”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随形，虽有非实。”帝曰：“如何是真功德？”答曰：“净智妙圆，体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又曰：“如何是聖帝第一义？”师曰：“廓然无聖。”帝曰“对朕者谁？”师曰：“不识。”帝不能领悟。祖知机缘不契，然后离开南京去北魏河南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终日默然。人不能测，称之壁观婆罗门。

  洛阳有位出家人，名叫神光，久居伊洛，博览群典，未尽妙理。及闻达摩大士，风范尊严，住止少林，遂去参拜，神光虽事侍周到合礼，祖常端坐面壁，未始为语，光自感曰：“昔人求道，敲骨取髓、刺血济肌、佈发掩泥、投严饲虎，古常如此，我今何人”。时值十二月九日夜，天下大雪，神光坚立不动，积雪过膝，立愈恭敬，祖愿而泯之，问曰：“汝久立雪中，当求何事？”神光悲泪横加说：“惟愿和尚慈悲，开甘露法门，广度群品。”祖曰:“诸佛无上妙法。”虽旷劫精勤，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尚不得至，此微劳小效而辄求大法，光闻师诲励，潜取利刀，自断左臂，置於师前。师知是法器，乃曰：“诸佛最初求道，为法忘躯，汝今断臂吾前，求亦可在。”光曰：“诸佛法印，可得闻乎。”师曰:“诸佛法印，非从人得。光曰：“我心未宁，乞师与安。”师曰；“将心来与汝安。”曰：“觅心了不可得。”师曰：“与汝安心竟。”神光由是有所契悟，祖遂易名曰慧可，达摩大师遂将僧伽黎衣和宝钵传给二祖慧可。所谓“內传法印，以契证心。外付袈裟，以定宗旨。”

  北齐天保二年（公元551年），有一居士年龄四十，不称姓名，趋前礼拜二祖慧可大师说 ：“弟子身缠风恙，请和尚忏罪。”可大师说：“将罪来与汝忏。”居士良久云：“觅罪了不可得。”可大师说：“我与汝忏罪竟，宜依佛、法、僧住。”居士说：“今见和尚已知是僧，未审何名佛法。”可大师说：“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无二，僧宝亦然。”居士说:“今日始知罪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如其心然，佛法无二也。”慧可大师非常器重，即为剃发，取名僧璨，亦将正法眼藏付於僧璨为三祖。

  隋开皇十二年间，有沙弥道信，年始十四，前来礼拜三祖僧璨“願和尚慈悲，乞与解脱法门。”三祖璨大师说：“谁缚汝。”对曰：“无人缚。”璨曰：“为何来求解脱乎？”信於言下大悟，愿以弟子礼事祖。服劳九年，璨大师乃付衣法，便将过去如来大法眼藏并其衣钵传与道信，道信大师遂为禅宗四祖。

  唐武德七年，四祖道信大弘所得之法，四方学士云集法筵。一日往黄梅县，路逢一小儿，七岁左右，骨相奇秀，异乎常童。祖因问曰：“子何姓？”答曰：“姓即有，非常姓。”祖曰：“是何姓？”答曰：“是佛姓。”四祖曰：“汝无姓耶？”答曰：“性空，故无。”祖默认为法器，即愿侍者道：“此儿非凡之器，后当大于佛事。”遂请允其父母捨为弟子，祖为剃度，名叫弘忍。过了一段时间对弘忍说：“昔如来使正法眼藏转至于我，我今付汝并前祖信物衣钵，今传於汝，无使断绝。”故弘忍大师为禅宗五祖。

  五祖弘忍大师嗣法后，住破头山，教化大盛。是时天下慕其风者，不远千里而趋之，学者称为东山法门。

  唐咸亨中(670年)有一居士，姓庐名慧能，自新州来参五祖。祖问曰：“汝从哪里来？”慧能答曰：“从岭南来。”祖曰：“欲须何事？”能曰：“但求作佛。”师曰：“岭南人无佛性，若为得佛？”能曰：“人虽有南北，佛性无南北。”祖师知是异人，乃呵曰：“去槽房，”经八个月。祖知其机已熟，乃召集座下大众，教令各人，试呈得法偈语。

  首座神秀偈曰：“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

  慧能大师和偈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呈上偈后，慧能回房，五祖弹指三下，示意其於三更入五祖室。五祖复因其初悟“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语。慧能顿然大悟，遂对五祖说：“一切万法，不离自性。”

  何期自性，本自清净；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不动摇；何期自性 ，能生万法。

  五祖知慧能已悟本性，谓慧能曰：“不识本心，学法无益；若识本心，见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师、佛。”於是传衣法给慧能大师，而为禅宗六祖。

  六祖大师止传衣钵，而别传于道。禅由此而大行于世，禅风遍于宇内并逐步演成五宗七派。

  五宗七派分别为：沩仰宗、临济宗、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黄龙派、杨岐派。七派中云门、临济、法眼三家在宋朝还很盛，到清末民初，临济遍天下。

  提到禅，大家不仅要问，禅是可以言说的吗？诚然，禅是不立文字，远离名言；禅是直指人心，以心传心；禅是教外别传，见性成佛；禅是不可言说，勉强说出，也不是真禅。

  禅是不可说，但禅又不可以不说。如经中说：“佛法无人说，虽善不能了”。以下从四方面介绍禅的内容：

  1、禅与自我

  在佛教的其他宗派中，有些是依他力的辅助始得成佛，而禅宗则是完全靠自我的力量。禅师们认为成佛见性是自家的事，靠别人帮忙不可能得道，唯有自己负责，自我努力才是最好的保证。心外求法了不可得，本性风光，人人具足，反求内心，自能当下证得。

  宋朝时，大慧宗杲禅师要道谦外出参学，道谦不肯，后来宗元与他同往。宗元曾告诉他说，有五件事别人不能帮忙：走路、吃饭、饥、渴、排泄。

  有人问赵州禅师道：“怎样参禅才能悟道?”

  赵州禅师听后，站起来，说道：“我要去厕所小便。”

  赵州禅师走了两步，停下来，又说道：“你看这么一点小事，也得我自己去！”

  求法也如是，别人何尝帮得上忙?

  言下道谦恍然大悟。

  从前父子两人，同是小偷，有一天，父亲带着儿子，同往一个地方作案。到那个地方时，父亲故意把儿子关在人家衣橱内，随后就大喊捉贼，自个儿却逃走了。儿子在情急之下，乃伪装老鼠叫声，才骗走了那人家的主人，终于逃了出来。

  当他见着父亲的时候，一直不停地抱怨。

  父亲告诉他说，“这种功夫是在训练你的机智，看你的应变能力，偷的功夫，而这种应变的智力是要你自己掌握的，别人是没有办法帮得上忙的。”

  这一则故事，虽然不一定是实有其事，但正可以比喻禅门的教学态度。禅师们常常将其弟子逼到思想或意识领域的死角，然后要他们各觅生路。在这种情形之下，如果能够冲破这一关，则呈现眼前的是一片海阔天空，成佛见性就在此一举。“丈夫自有冲天志，不向如来行处行”，这种披荆斩棘的创发宏愿，在禅门中可说是教学的基本宗旨。不要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在修持上独立承担，自我追寻，自我完成，这是禅的最大特色。

  2、禅与知识

  禅不讲知识，因此，不受知识的障碍，也更视知识为最大的敌人。知识教人起分别心，在知识领域里，人们会因此迷失了自我，甚至为邪知邪见所掌握，形成危害众生的工具。所以，禅首先要求追寻自我，其过程和手段，往往不顺人情，不合知识，违反常理。

  因为在禅师的心目中，花不一定是红的，柳不一定是绿的，他们从否定的层次去认识更深的境界。他们不用口舌之争，超越语言，因而有更丰富的人生境界。傅大士善慧说：“空手把锄头，步行骑水牛；人从桥上过，桥流水不流。” 这是不合情理的描述语句，完全是在与迷妄的分别意识挑战，以破除一般人对知识的执著。扫除迷妄分别的世界，使人进入一个更真、更美、更善的心灵境界。禅语是不合逻辑的，但它有更高的境界；禅语是不合情理的，但它有更深的涵意。

  六祖曾说：我有一物，无头、无脸、无名、无字、此是何物?

  神会接口答道：此是诸佛之本源，众生之佛性。

  六祖不以为然，明明告诉你无名无字，什么都不是，偏偏你又要指一个名字相(佛性)出来，这岂不是多余。禅的教学是绝对否定一般分别意识；不容许意识分别来参杂其中。

  在佛门中，被人们赞美为知识广博的智闲禅师在参访药山禅师时，药山问他：“什么是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

  智闲禅师愕然不能回答，于是尽焚所藏经书，到南阳耕种。有一天，当他在耕地时，锄头碰到石头，铿然一声，而告顿悟。“一击忘所知，更不假修持”。这就是药山不用知识来教授智闲的原因。他要让智闲放下一切知识文字的迷障，来返求自心。这种超然的教学，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这在一般知识界里，简直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这是禅的另一项特色。

  3、禅与生活

  人整天忙碌，为的是生活，为的是图已此身的温饱，可是这个“身”是什么?

  禅师说：“拖着死尸的是谁?”

  这种问题，在一般人是不容易体认得到的，人们辛苦地奔波，饱暖之外，又要求种种物欲；物质可以丰富起生活，却也常会枯萎了心灵；口腹之欲满足了，却往往反而闭锁了本具的智慧。人们的日常生活，完全在一种不自觉的意识下被向前推动着。善恶是非的标准，都是社会共同的决定，没有个人心智的真正自由；所以这一时代的人们，往往感觉到，虽然拥有了前人所梦想不到的物质生活，却也失去了最宝贵的心灵自我。这是现时代的人类的悲剧。事实上，人们也逐渐地觉察到这一危机，也曾设想了许多补救的办法，社会哲学家，也提出了改良的方案，虽是改善了一部份，但对整个泛滥的洪流，似乎也无济于事。

  禅，这个神妙的东西，一旦在生活中发挥功用，则活泼自然，不受欲念牵累，到处充满着生命力，正可以扭转现代人类生活意志的萎靡。

  禅并不是弃置生活上的情趣，确切地说，它超越了这些五欲六尘，而企图获得更实在的和谐与寂静。他一样的穿衣，一样的吃饭，“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但尽凡心，别无圣解”。如有僧问道于赵州禅师，赵州回答他说：“吃茶去!”吃饭、洗钵、洒扫，无非是道，若能会得，当下即得解脱，何须另外用功?迷者口念，智者心行，向上一路，是凡圣相通的。禅，不是供我们谈论研究的，禅是改善我们生活的，有了禅，就有了富有大千的生活!

  4、禅与自然

  何谓禅？禅就是自然而然，禅与大自然同在，禅并无隐藏任何东西。什么是道？“云在青天水在瓶”，“青青翠竹、无非般若，郁郁黄花、皆是妙谛”。用慧眼来看，大地万物皆是禅机，未悟道前看山是山，看水是水；悟道后，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但是前后的山水的内容不同了，悟道后的山水景物与我同在，和我一体，任我取用，物我合一，相入无碍，这种禅心是何等的超然。

  “偶来松树下，高枕石头眠，山中无历日，寒尽不知年”；随地觅取，都是禅机；一般人误以为禅机奥秘，深不可测，高不可攀，这是门外看禅的感觉，其实，禅本来就是自家风光，不假外求，自然中到处充斥，俯拾即得。

  但是，今天的人类，与自然是站在对立地位的，人类破坏自然界的均衡，把自然生机摧残殆尽，展现在世人眼前的一切，都靠人为的障碍机械操纵，而告僵化、机械化。这样生活下去，怎能感到和谐，怎能不感到空虚，使精神烦忧而痛苦呢?“禅”就如山中的清泉，它可以洗涤心灵的尘埃；他如天上的白云，让你飘流四方，任运逍遥。

  禅宗是不立文字，然祖师遗留下的语录，浩如烟海，其良苦用心，旨在令后世学人可借助于语录名言，揭开千古迷执，彻见本性觉海。

  平常我们将祖师的语录中，印证弟子悟道的对答称之为“公案”。公案始见于唐，盛传于宋，即提出典型语句，找出新路子，如我们平时所说“狗子有无佛性”“念佛是谁”“父母未生我之前是谁”等等都属此类。北宋宗昊禅师主张参话头、参公案。从宋代至今，由公案成就者，代代有之。现在我向大家介绍发生在我们金山寺的几段公案，供给大家参究体悟。

  金山寺佛印了元禅师与文坛巨匠苏东坡居士的交往，在中国禅宗史上留下极其光辉的一页。在金山，至今还挂有“有僧皆佛印，无客不东坡”“僧当学佛印，客不愧东坡”等名联。佛印与东坡的故事也最为人乐道。

  有一次，苏东坡要来见佛印，并且事先写信给禅师，请禅师如“赵州禅师迎接赵王”一样，不出山门相迎。

  赵州城的赵王特地去拜访赵州从惗禅师，此时，赵州正在床上休息，他躺着对来访者说道：

  “大王，我现在已老迈，虽然您专程来看我，但我实在无力下床接待你，请别见怪。”

  赵王非但不见怪反而对赵州更加尊重。第二天，赵王派遣一位将军送补品给他，赵州一听，马上下床到门外迎接。事后弟子们不解，就问赵州禅师道：“前天赵王来时，你不下床，这次赵王的部下来时，你为什么反而到门外相迎呢？”赵州禅师解释道：“你们有所不知，我的待客之道有上中下三等分别，第一，上等人来时，我在床上用本来面目接待；第二，中等人来时，我下床到客堂用礼貌接待他；第三，下等人来时，我用世俗的应酬到门前去迎接。”

  苏东坡自以为了解禅的妙趣，佛印禅师应以第一等的礼来接待他。当苏东坡来到金山时，却看到佛印禅师跑出寺门来迎接，终于抓住取笑祥师的机会，说道：

  “禅师你的道行还没有赵州禅师高，我叫你不要来接我，你却不免俗套，跑了大老远的跑来迎接。”

  东坡以为禅师这回必输无疑，而禅师却回答一首偈子说：

  “赵州当年少谦光，不出山门迎赵王。怎比金山无量相，大千世界一禅床。”

  意思是说，赵州不起床接见赵王，那是因为赵州的不谦虚，而我佛印出门来迎接你，你以为我真的起床了吗，大千世界都是我的禅床。虽然你看到我起床出来迎接你，事实上我仍然躺在大千禅床上。你苏东坡所知道的只是肉眼所见的有形的床，而我佛印的床是尽虚空遍法界的大禅床。

  又有一次，苏东坡到金山寺和禅师打坐，苏东坡觉得身心舒悦，于是问禅师说：“禅师，你看我坐的样子怎么样？”“好庄严，像一尊佛像。”东坡听后非常高兴。佛印禅师接着反问苏东坡：“学士，你看我坐的姿势如何？”东坡不放过嘲弄佛印的机会，马上回答说：“像一堆牛粪。”

  佛印听了也很高兴。

  苏东坡看禅师被自己喻为牛粪，自己终于占了优势，欣喜得不得了，逢人就说：“以往论禅，我一向都输给佛印禅师，今天可赢了！”消息传到苏小妹耳中，就问道：“哥哥，您究竟怎么赢禅师的？”东坡如实叙说了一遍。苏小妹听后对东坡说：“哥哥，你输了、彻底的输了，佛印禅师的心中如佛，所以他看你如佛，而你的心中像牛粪，你看他才像一堆牛粪。”东坡哑然。

  《金山志》上更记载“东坡留玉带镇山门”的典故。有一天，佛印禅师登坛说法。当东坡赶来的时候，座中已经坐满人众，没有空位。禅师见东坡就说：“翰林何来？此间无坐。”东坡一向好禅。马上机锋相对道：“既然无坐，我就借禅师四大之身为坐。”

  禅师见东坡和他论禅于是说：“好啊！不过，我有个问题，如果你不假思索的回答出来，我就把身体当你的座位；如果你回答不出来，那请将你身上所系玉带留下永镇山门。”东坡一向自命不凡，以为准胜无疑，就答应了，并解下玉带放在茶几上，请禅师问。

  禅师道：“山僧四大皆空，五蕴非有，翰林欲于何处坐？”东坡为之语塞。玉带因此留给了佛印禅师。禅师令侍者收此玉带并赐赠云山衲衣相谢。东坡为此作诗云：

  百千灯作一灯光，尽是恒沙妙法王。

  是故东坡不敢惜，借君四大作禅床。

  病骨难堪玉带围，钝根仍落箭锋机。

  会当乞食歌姬院，夺得云山旧衲衣。

  此带阅人如传舍，流传到我亦悠哉。

  锦袍错落犹相称，乞与佯狂老万回。

  禅师更有谢偈一首说：

  石霜夺得裴休笏，三百年来众口夸。

  争似苏公留玉带，长和明月共无暇。

  东坡玉带至今千年，仍完好无缺珍藏于金山寺，实属稀世之宝。

  禅需要我们亲身去体会，去参悟，非文字所能表达。然东坡一向自视文学造诣很高，总想以文字来说明。有一次，东坡被派遗到江北瓜州，与金山寺只一条江，有一天，禅坐自觉了得，做了一首偈子来表达他的境界，并派书童过江。把偈子送给佛印禅师，嘱咐书童，看看禅师是否有什么赞语。偈子上说：“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

  意思是说，顶礼伟大的佛陀，蒙受佛光的普照，我的心已不再受外界的称、讥、毁、誉、利、衰、苦、乐八风的牵动，就好像佛陀端坐莲花座上一样。禅师看了之后，一语不发，拿起笔来，只批了两个字，就叫书童带回去了。

  东坡以为禅师一定对自己评价很高，看到书童拿回批语，急忙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作“放屁”二字，勃然生怒，岂有此理！禅师不但不称赞我，反而骂我放屁。于是令书童备船，好好与禅师理论理论。

  船到金山寺。佛印禅师早已站在江边，等候东坡，东坡见禅师，非常气愤地说：“禅师，我们可算是至交道友，你怎么可以开口就骂人呢？”

  禅师若无其事的说：“骂你什么呀？”

  “我那首偈子上面的‘放屁’两字呀！”

  禅师听了，哈哈大笑说：“哦，你不是‘八风吹不动’吗？怎么一‘屁’就打过江来呢？”

  禅的境界是超脱语言文字。从以上的几段公案中，我们即可领纳禅之妙味，更可领受禅之大用。一个人一旦拥有了禅，行、走、坐、卧无不在禅中，若无禅，只凭聪明，到头来聪明反被聪明误。禅靠我们自己参悟，从公案中我们更启发禅师的行仪，借禅师的行仪，修自己的慧命。

  （三）禅味品尝

  我们从无量劫中来，生生死死，死死生生，被烦恼所束缚，被无明熏心，难以明心见性。参禅修证，令我们了知生从何来，死归何处，不被尘梦、幻想、富贵、妻财，一切因缘，假象不实所迷惑，悟一切镜相，即是自心境界，故能于物，求个明白，求得了解，了解我们的本来面目，明白我们的本地风光。

  清顺治皇帝笃信佛教。礼玉琳禅师为国师，开清代国君国师之先河。至雍正，承先祖之例，于宇内遍寻国师不得，后大臣提议何不寻玉琳国师的后裔呢？于是，皇帝四处寻访，最终在扬州高旻寺，见到玉琳国师后裔天慧禅师，并将天慧禅师带到北京去，与他谈论禅理。

  皇帝问：“禅师识得玉琳国师宗旨否？”天慧以手指头道：“且看我第一话头。”皇帝以宝剑指向禅师头，说：“宝剑落下，你的话头如何？”天慧无言以答。皇帝并命他在宫中禅堂参禅，七天内一定要参出个答案来，并将宝剑悬挂堂门首，若不开悟，就要斩他的癞痢头，禅师在禅堂一天、两天……行香、坐香……到了第六天仍未参出究竟，最后一天，急得他跑禅堂，跑来跑去，跑得万念俱消；跑得欲离地面，悬空飞驰；跑得虚空粉碎。此时的禅师真的开悟了，真的得到了标准答案。于是，提着宝剑来见皇帝，皇帝知道他已开悟，非常兴奋，为他道喜，同时，并制定跑香及香板的规定。所以，今天我们用的香板，就是模仿宝剑而制的。

  （禅坐最难对治的是妄想、执著，人生最难对付的是我们自己。打七，“七”字有些禅师解释为“七识”即唯识宗第七末那识，七识的功能就是“我”。所谓“恒审思量我相随”，如一般见解，都认为有个实在的人、实在的我。例如，人们常说我的书，我的衣服，我的钱财，我的头，我的脚，我的心肝宝贝。如果这些都是我，都是我的，我究竟在何处呢？再如说，四肢百骸都是我的，究竟有多少个我呢？四肢等都是我们的身体组成部分，除此之外，哪有实在的我呢？虽然实无有我，但人们都执著有个实在的我，本来没有、认为是有，这不是我痴，我执不死，禅修难成，打七就是要打掉我们的妄心、烦恼心，这样真心显出，智慧现前，才有好消息。）

  禅在我们生活中，无时不禅、无处不禅、无人不禅、无事不禅、就看我们能否把握。唐有源律师，请教大珠慧海禅师说：“和尚参禅有没有秘密用功的法门呢？”大珠说：“有。”“如何秘密用功？”“肚子饿了吃饭；身体困时睡觉。”有源不解说道：“一般人生活都要吃饭睡觉，和禅师的用功不是都相同吗？为什么没禅呢？”禅师回到说：“他人吃饭时，百般挑剔，嫌肥拣瘦，不肯吃饭；睡觉时，胡思乱想，千般计较，不肯睡觉，而我吃饭时吃饭；睡觉时睡觉。纵观今日社会，物质丰富，享受日盛，有几人能舒舒服服地吃饭，安安稳稳睡觉。可见，最平常的事，到达平常的心境，须经平常不平常的体验。同样的吃饭睡觉，生活中很平常的事，在禅者、非禅者眼里完全不一样。生活的境界，也就不同。所以，会参的处处都是禅；不会参的整天在禅堂中，还是品尝不到禅味。”

  六祖惠能大师提出：“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求菩提，犹如觅兔角”。这就是要求我们在世间的当下、在生活当下，即能悟到出世间真谛。

  有一位学僧去参拜越溪禅师问道：“禅师，我研究佛学、儒学二十年，但对于禅道一窍不通。您能指点我一些吗？”越溪禅师并不开口，只是迎面打了他一巴掌。吓得学僧夺门而出，心想：“真实莫名其妙，我一定要找他理论”。正在生气的学僧，在门外碰到首座老禅师，老禅师看他一脸怒相，就和蔼的问道:“出了什么事吗？到我那里喝杯茶吧！求道的人，有什么事值得生气呢？”学僧一边喝茶，一边开始抱怨越溪禅师无缘无故的打他，当学僧这么一说，冷不防老禅师立即挥手也打了他一巴掌，手上的茶杯“哗啦”一声，掉在地上，老禅师道：“刚才你说已懂得佛法、儒学，只差一些禅道，现在我就用禅道供养你了。你知道什么是禅道吗？”

  学僧愣得目瞪口呆，不知如何回答。老禅师又追问一次，学僧始终答不出来。老禅师道：“真不好意思，就让你看看我们的禅道吧！”说着就把打碎的茶杯捡起来，然后拿起抹布，把刚才洒了一地的茶水擦干，接着又说：“除了这些，还有什么禅道呢？”

  学僧终于体悟，禅道即在身边。从此就在越溪禅师坐下参学。

  禅就在我们生活点滴中，善于把握禅机，将使我们的生活更美好、更自在。

  唐.懒残禅师有一首表达生活禅的诗。在禅林赞誉颇高。

  世事悠悠，不如山丘；卧藤萝下，块石枕头。

  不朝天子，岂羡王侯；生死无虑，更复何忧。

  这首诗传到唐德宗耳中时，德宗很想见见这位禅师，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物。于是，就派大臣去迎请禅师。大臣拿了圣旨，寻找到岩洞，正好瞧见禅师在洞里举炊，大臣便在洞口大声呼叫道：“圣旨驾到，跪下接旨。”禅师却装聋作哑，毫不理睬。大臣探头一瞧，只见禅师以牛粪生火，炉上烧着地瓜，烟火弥漫，熏得禅师涕泪纵横，大臣看得忍不住叫道：“喂！禅师，你的鼻涕流下来了，为何不擦一擦呢？”

  禅师头也不回，答道：“我才没有闲空为俗人擦呢？”

  懒残禅师说后，随即夹起炙热的地瓜，就往嘴里送，并连口赞道：“好吃！好吃！”大臣见状，惊奇得目瞪口呆。因为懒残禅师吃的是一块块的石头。懒残吃时，随手捡了两块递给大臣，并说道：“请趁热吃吧！三界唯心，万法唯识，贫富贵贱，生热软硬，心田识海中，不要把它们分在两边。”

  大臣见禅师这些奇异举动和所说，不敢回答。只好赶回朝廷，据实报告皇上。德宗听了十分感叹地说道：“国有如此禅师，真是大家之福。”

  以上我们列举了三段公案，旨在让大家知晓，禅虽然是高深，离言说相，可禅就在我们的生活中，生活中咸有咸味，淡有淡味，酸有酸味，甜有甜味，只要我们保持无住的心境，对待我们周围的一切，就能品尝到禅味。

  （四）禅诗与禅

  想要深入了解历代禅师们的风范人格，有一条捷径，那就是直接从他们所作的“禅诗”入手。我们依循禅师的内容脉络，可以找出禅师们对宇宙人生的看法与态度！禅的境界，对于我们这个浮躁的时代，忙碌不安的人生，无疑的具有许多益处。今天我提出数首禅诗，来和大家共同研究，让大家也能感受到少分的禅的气氛。

  第一首 唐．布袋和尚

  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

  心地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

  当我们走到寺院的门口，常常可以看到一个大腹便便，背着一个布袋子的和尚，我们都称他为弥勒佛。实际上，弥勒佛的法像不是如此，那个心宽体胖、笑容迎人的是布袋和尚，也是这首诗的作者。依照我国传统的想法：布袋和尚是弥勒菩萨化身的，时常背着袋子在社会各阶层行慈化世。有一天，当他跟农夫在一起工作时，心有所感，因此做了这一首诗。

  “手把青秧插满田”：描写农夫插秧的时候，一根接着一根往下插。

  “低头便见水中天”：低下头来看到倒映在水田里的天空。

  “心地清净方为道”：当我们身心不再被外界的物欲染着的时候，才能与道相契。

  “退步原来是向前”：农夫插秧，是边插边后退的，正因为他能够退后，所以才能把稻秧全部插好，所以他插秧时的‘退步’正是工作的向前展进。

  这首诗告诉我们：从近处可以看到远处，退步也可以当作进步。常人有一种倾向：看高不看低，求远不求近。譬如：某人学问比我渊博，就尊重他；某人钱财比我富足，就巴结他。如果此人条件比我差，就不予理会，而不知道“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迩”的道理。禅师们观看这个世界与常人就有显著的不同，譬如诗中说：“低头便见水中天”，就是要我们虚怀若谷低下头来，才能真正的认识自己，认识世界。

  日本有一位禅师曾经譬喻说：“宇宙有多大多高？宇宙只不过五尺高而已！而我们这具昂昂六尺之躯，想生存于宇宙之间，那么只有低下头来！”我们看成熟的稻子，头是俯伏在地面的，我们要想认识真理，就要谦冲自牧，把头低下来。

  一般人总以为人生向前走，才是进步风光的，而这首诗却告诉我们退步也是向前的，退步的人更是向前，更是风光的。古人说：“以退为进”，又说：“万事无如退步好”，在功名富贵之前退让一步，是何等的安然自在！在人我是非之前忍耐三分，是何等的悠然自得！这种谦恭中的忍让才是真正的进步，这种时时照顾脚下，脚踏实地的向前才至真至贵。人生不能只是往前直冲，有的时候，若能退一步思量，所谓“回头是岸”，往往能有海阔天空的乐观场面。大家将来踏出校门从事事业，也要有勇于回头的气魄，不能一味蛮干下去，把稳正确的方向，才不枉费十年寒窗的苦读。

  第二首 唐．某比丘尼

  尽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破岭头云；

  归来偶把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

  这首诗是唐朝有一位比丘尼到处访道，后来开悟所作的。我们求道好比寻找春天一样，从清晨找到夜晚，可是仍然看不见春天的踪影，走遍了千山万水，把鞋子都磨破了，但是春天究竟在哪里呢？心灰意懒之下，回到家里，看到庭院中早开的寒梅，清香四溢，忍不住深深的一嗅，喔！原来春天早就悄悄地绽开在寒梅枝上了。

  这首诗说明了我们追寻人生真理，探求智慧，往往本末倒置，向心外去追求，而不知道向心内去寻找。这首诗更提示了“心内世界”与“心外世界”的差别。常人总以为心外的世界很宽很大，而不知道心内的世界更宽更大。佛经上说：“心包太虚，量周沙界。”可见我们的心量有多宽敞，有多广大。

  这首诗，事实上就是刚才所说的‘赵州八十犹行脚’一诗的意思。如果我们对禅的境界有点体悟的话，去除了对事相的质碍，只要是东风吹拂的地方，不管红花也好，紫花也好，不都象征着春天的讯息吗？所以说：“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如果我们能够契入佛法妙谛，层峦叠翠，无一不是诸佛菩萨的精神法身，声湍鸣涧，都是诸佛菩萨的说法妙音。这就是苏东坡所谓的“溪声尽是广长舌，山色无非清净身”的意思。但是，如果我们不去领会，纵然芒鞋踏遍岭头的云朵，也不过是“一瓶一钵垂垂老，千山千水得得来”，茫然无得而已。道无所不在，处处可以体会，甚至吃饭、睡觉、走路、行进之间都有道的存在。能如此体会，春天就离你不远了！

  第三首 宋．苏东坡

  一树春风有两般，南枝向暖北枝寒；

  现前一段西来意，一片西飞一片东。

  这是一首非常有趣的禅诗。有一天苏东坡和秦少游在一起吃饭，两个人因为才华都很高，往往为了谈学论道，互不相让。这天吃饭的时候，刚好看到一个人走过，由于许多天没有洗澡，身上爬满了虱子，苏东坡就说：“那个人真脏，身上的污垢都生出虱子来了”！秦少游坚持异议说：“才不是呢！虱子是从棉絮中长出来的！”两人各持己见，争执不下，便决定去请佛印禅师作个公道，评判谁输谁赢，并且互相商议输的人要请一桌酒席。苏东坡求胜心切，私下便跑到佛印禅师那里，请他务必要帮自己的忙。过后，秦少游也去请禅师帮忙，佛印禅师都答应了他们。两个人都以为稳操胜算，放心的等待评判的日子来临。揭晓的日子终于到了，禅师于是正色下评断说：“虱子的头部是从污垢中生出来的，而虱子的脚部却是从棉絮中长出来的，所以你们两个人都输了，应该请我吃宴席。”苏东坡因此有感而发，写了这首诗。

  这首诗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物我的合一”。我们的观念中，物是物，我是我，物我之间的关系是对立的，有时甚至是不能相融。原因是因为我们把世间的“空有”分开，因此产生种种的矛盾、冲突、差别，但是在禅师的心中，物我是一体的，外相的山河大地就是内在的山河大地，大千世界就是心内的世界，物与我之间已没有分别，而将它完全调合起来，好比一棵树上，虽然同样接受空气、阳光、水分，但是树叶却有不同的生机，而彼此能无碍的共存于同一株树上。泯除物我的对待，才能得到圆融的统一，管它虱子从棉絮或污垢中长出来，把“自”、“他”的冲突去除，才能见到圆满的实相。

  苏东坡未参禅时，做过一首诗：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后来他参禅了，有所悟解，又做了一首：

  庐山烟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未消，及至归来无一事，庐山烟雨浙江潮

  等到他对禅有体验时，又做了一首诗：

  溪声尽是广长舌，山色无非清净身，夜来八万四千偈，他日如何举似人

  我们把这三首诗合称为参禅三种境界。

  第四首 刘宋．善慧大士

  空手把锄头，步行骑水牛；

  人从桥上过，桥流水不流。

  这首诗告诉我们一个道理：矛盾的调和。“空手把锄头”一句，乍看似乎不通，既然是空手，怎么又说是把着锄头呢？既然是步行，怎么又是骑着水牛呢？人从桥上走过，分明看到桥下的水在流着，怎么说是桥流水不流呢？其实，这是禅师们从较高的境界来看世界。这首诗是叫我们从差别中来认识平等，从动乱中来认识寂静，只要我们心中廓然寂静，热闹场中也可以做道场，这就是陶渊明所谓“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境界。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首诗，到底有什么寓意？“空手把锄头”，是说从“空”里去体认一切，这个空是涵盖一切的虚空，这个“空”就是我们生存的空间，也就是老子“三十辐共一轴”的空，教室不空，我们怎么能在这里讲话？鼻孔不空，我们如何呼吸空气？心里不空，如果充满烦恼，真理如何进入？所以空对我们很重要。双手空空，才能把握住世界，又岂是空手才能把锄头呢？“步行骑水牛”，是说我们求道为学，好比骑在牛背上，只要有耐心，一步一步慢慢地走着，一定能到达目的地，成圣成贤，都不是难事。万里路途，只要从脚下一步开始，这一步一步的前行，任你天涯海角，也可以到达，但是这个步行，不光是身体上的脚在步行，骑水牛是象征着心性的活用。“人从桥上过，桥流水不流”，是说我们不要截然把事情分为两段，只要心里如如不动，草木瓦石，无非都是如来清净法身，流水哪里会动？桥头哪里是静止的呢？只要悟了道，就能在这千差万别的宇宙中，找到自在，去除了差别心，才能见到诸法的平等实性。其实，桥流也好，水流也好，都是心起了波动的缘故。

  第五首 唐．古灵禅师

  空门不肯出，投窗也太痴；

  千年钻故纸，何日出头时。

  这首诗的作者古灵禅师，是在百丈禅师那里开悟的。悟道后的禅师想：“如果没有过去剃度恩师引导自己入道，今日如何能悟道呢？”而可惜剃度师父仍然未见道，于是禅师决定回到师父身旁。师父问归来的弟子说：“这几年在外面参学，证悟了什么吗？”明明悟道的禅师却回答说：“没有！”因为道是不可言传的。

  有一次，年老的师父洗澡，古灵禅师替他擦背，忽然拍拍师父的背说：“好一座佛堂！可惜，有佛不圣。”师父听了便回头一看，禅师赶紧把握机缘又说：“佛虽不圣，还会放光呢！”但是师父仍然不开悟，只觉得徒弟的言行异于常人。

  又有一次，师父在窗下读经，有一只苍蝇因为被纸窗挡住了，怎么飞也飞不出去，把窗户撞得价响，于是又触动禅师的禅思说：“世间如许广阔，钻他驴年故纸。”并且做了上面那首诗偈，意思是说：苍蝇你不晓得去寻找可以出去的正道，却死命地往窗户钻，即使身首离异也不能出头啊！暗示师父参禅应该从心地去下功夫，而不是“钻故纸”的知解啊！

  师父看到这个参学回来的弟子，言论怪异，行径奇特，于是问他是什么道理？古灵禅师便把他悟道的事告诉了师父，师父感动之余，于是请他上台说法，禅师升座，把经本一合，便说道：

  “心性无染，本自圆成；但离妄缘，即如如佛。”

  意思是说我们的心性就好像一块黄金，即使放在污水里，也不失它的光泽，只是我们没有去发现而已。去除了这些污染，我们的佛性就能展现出来。师父听了徒弟说法，终于开悟了。这首诗为我们揭示了两个世界；向前的世界和向后的世界，向前的世界虽然积极，而向后的世界却更辽阔，我们唯有融和这两个世界，才真正拥有了世界。这首诗更告诉我们“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的道理，迷时固然是师度，悟时也可以度师。禅门这种掌故很多，譬如鸠摩罗什学了大乘之后，反而度化了他学小乘佛法时的师父，这说明在佛法之前，众生是平等的，没有阶级之分，也没有长幼之别。有的只是迷悟愚圣，平等中的差别而已。

  第六首 宋．柴陵郁禅师

  我有明珠一颗，久被尘劳封锁；

  今朝尘尽光生，照破山河万朵。

  这是柴陵郁禅师摔跤悟道所作的诗。禅师的禅风非常灵巧活泼，但是他座下的弟子白云守端禅师，治学呆板，时常持诵上面这首诗，却始终无法参透其中的禅趣。后来白云禅师因为一个机缘，跟随杨岐方会禅师学道，但是仍然不能开悟。有一天方会禅师问白云禅师说：

  “据说你师父在摔跤的时候悟了道，并且作了一首诗偈，你记得吗？”白云禅师于是赶忙把上面那首诗念给他听，方会禅师听了之后就哈哈大笑起来，不发一语走开了。

  这一笑把白云禅师的困惑笑出来了，第二天就问方会禅师，是不是说错了什么？禅师回答说：“你见过庙前玩把戏的小丑吗？他们做出种种唬人的动作，无非想博人一笑，观众笑得越大声，他们就越开心。怎么？我只不过轻轻笑你，就放不下了，岂不是比不上那些小丑吗？”白云禅师如梦初醒，遂放下长久以来的执着而开悟了。

  这首偈子告诉我们，学佛要开放，要活泼，不要太呆板，太呆板就会失去宇宙奥妙的禅趣，禅是活活泼泼的，一扬眉一瞬目，一投足一言笑，都充满禅的风光，以一颗灵巧的心才能与禅相应。这首诗更告诉我们不要被外境所转，东风吹来向西倒，西风吹来向东倒，把握住自己的立场，认清自己的价值，世间的毁誉得失都无法影响我们，笑骂由他笑骂，好比去除灰尘的明珠，光照万里，我们在这动荡的时代里，要能镇定自己，巩固自己，这才是自救救人之道。

  （五）禅的参悟

  急急忙忙苦追求，寒寒暖暖度春秋。

  朝朝暮暮营家计，昧昧昏昏白了头。

  是是非非何日了，烦烦恼恼几时休。

  明明白白一条路，万万千千不肯修。

  这首诗是明朝罗状元做的，寥寥数语，把人生百态勾画无遗，是众生的晨钟暮鼓，“明明白白一条路”即求解脱开悟的觉路。

  1、放下包袱，轻装上阵。

  宋开善道谦未悟以前，跟随着大慧宗昊住在浙江径山。有一次，宗昊派道谦送一封信到湖南长沙，道谦因距离较远，发起牢骚说：“我已修行二十年了，到现在还没找到一点名堂，如今又叫我上路奔走，我的修行大概要荒废了。”这话被同参宗元禅师听见，劝慰他说：“师兄，您不要难过，我陪你一起去，在路上有个伴。”走了好几天。道谦还在难过，宗元禅师告诉他：“我给你一个建议，你从现在开始试着把过去从书本、经典里面学的；从许多位禅师那儿听到的，以及你在二十年之中打坐用功时，所经过的痛苦、快乐。这些东西全部放下来，不管它，在路上时，有什么事情发生，我全部代替你做。”道谦一听，煞是欢喜。心想：“有这么好的事？”连忙回答：“好。”宗元禅师又说：“可是有几件事我不能替你，非得你亲自来做不可，那便是，穿衣、吃饭、解大便、解小便”道谦一听如此简单，不觉手舞足蹈起来：“我前面的事统统不想了，过去所学的、所知道的，统统不管它了；现在我就这个样子到长沙去。”宗元禅师看到这情形便说：“好了，师兄，你现在可以一个人上路了，我要回径山了。”半年后，道谦从湖南回径山。大慧禅师一见他，便欢喜地说：“恭喜你，这回可换了个人了！”

  2、从疑入手，一控到底。

  古语云：“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要入禅门，先入疑情，然后用心去参，疑情不破，决不放弃。如参究“父母未生我时本来面目”“万法归一，一归何处”“如何是西来大意”“如何是道”“如何是佛”“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谈”“念佛是谁”如何专题参究，莫换主题，一探到底，寻他个水落石出。

  六祖慧能大师，在五祖座前接法后，遵循祖意，启步南行，经过两个月时间，到了大庾山。追逐在后面的有数百人之多，想夺衣钵。慧民亦在其中追寻。因其在家时，曾任四品将军，性情粗鲁。故比其他追赶的大众先到一步。六祖大师将衣钵扔在石头上，说：“这衣钵只是表明法位，可以用暴力来争夺的么？”慧明赶到，提衣钵不动，就呼唤说：“行者，行者，我是为求法而来，不是为夺衣钵。”慧明作礼后说：“恳请行者为我说法。”六祖大师说：“你既然是为求法而来，先要摒除心识中的一切缘影，不要使其有一念的生起，善恶都莫思量，我才为你说。”慧明默息了很久以后，六祖大师说：“不思善、不思恶，正于么时，那位是明公上座的本来面目。”慧明于言下忽然契悟。

  六祖大师教化慧明，先提起“哪位是明公上座的本来面目”，令慧明参悟。现在，我们亦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希望各位“不思量善，不思量恶，就在此时此刻，哪个是各位的本来面目呢？”

  制心一处，而无妄念，即是见性；即是还他本来面目。希望大家都能参悟下去，待到因缘成熟，自然锻出智慧之光。

  3、参禅悟道，如人饮水。

  禅，本来是不可说的，可我们却方便言说了许多，旨在借助于言说，令大家从生活中去体验。黄檗禅师说：“尘劳迥异事非常，紧把绳头做一场；不是一番寒彻骨，争得梅花扑鼻香。”此诗最亲切，倘能依此，时时警策，功夫自然显现。

  禅，本为心地法门，出家人称之为修心人，故我们时时把握住自心，不应心外驰求，把心收回来，走在自己的灵山路上，方是正路。

  （六）禅的妙用

  禅是什么？禅是佛心，禅是智慧，禅是自在，禅是艺术的生活，禅是光明，有了禅，生活的内涵更为丰富；有了禅，生命的意义更加昭著；有了禅，生活的空间更为开阔；有了禅，生死大事遂心如意。

  金山道月禅师和岳飞的典故耐人寻味。北宋末年，民族英雄岳飞，精忠报国。此时金人侵宋，占领开封，执徽、钦二帝北去。康王赵构在杭州建国，称为南宋，用秦桧为相。当时，文人主和，武人主战。岳飞大破金兵于朱仙镇，有直捣黄龙的壮志，不幸被秦桧妒忌，用十二道金牌召回京城，岳飞只得班师回京。途经瓜州，夜中做了一梦，梦见二犬相抱而言，不知凶吉，第二天过江来到金山寺，拜见道月禅师，并请圆梦。

  禅师说：“二犬抱言，乃牢狱的狱。此次回京要有牢狱之灾，必须谨慎。”

  岳飞致谢登舟，临行时，道月禅师送他两首诗：“风波亭下浪滔滔，千万留心把舵牢。谨防同舟人意歹，将身推落于波涛。将军此去莫心焦，未审金牌气怎消。滚滚风波须仔细，劳心把舵要坚牢。”

  并作一偈云：“岁底不足，谨防天哭，奉下两点，将人害毒。”岳飞回到杭州，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岳飞父子下狱，待到临刑的时候，岳飞才悟到道月禅师偈颂大意。那年的十二月二十九过年，同时天降大雨，岳飞在牢狱中听到雨声，知道大难临头。想起道月禅师谶言，终于印证了。果然斩于风波亭下。

  秦桧问监斩人：“岳飞临刑说了什么话吗？”监斩人说：“只听他说‘悔不听金山道月之言，才有今天的下场。’”秦桧大怒，派何立往金山拘捕道月。何立来到金山，正遇道月上堂说法，只见道月整衣拈香合掌说偈：“吾年四十九，是非终日有。不为自己事，只因多开口。何立自东来，我今往西去。不是佛力大，几乎落人手”。说罢在法座上安然圆寂。

  由此可见，禅者生死自如，遂心如意，生死完全操纵在自己的手中，想来则来，想去则去。何等自在。

  佛教是一门智慧之教，佛陀是一位智慧的化身。智慧在禅的反映，可谓是淋漓尽致。

  有一部电视剧《聪明的一休》大家或许都看过。

  有一天，一位信徒来对一休禅师说：“师父，我不想活了，我要自杀了，请超度我吧！”“活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寻短见呢？”

  “师父啊，我自经商失败后，现在债台高筑，被债主逼得无路可走，只有一死了之。”

  一休禅师道：“难道除死以外，没有别的方法可想吗？”

  信徒痛苦地说：“没有。我除了一个年幼的女儿以外，已经山穷水尽，别无所有了。”

  一休禅师灵光一闪说道：“哦，我有办法了！你可以把女儿嫁人，找个乘龙快婿帮你还钱！”

  信徒仍然失望而着急的说：“师父，我的女儿是八岁的幼童，怎能嫁人呢？”

  一休禅师说：“那就把女儿嫁给我吧！我帮你还债。”

  信徒大惊失色道：“这简直是开玩笑，你是我的师父，怎可做女婿呢？”

  一休禅师胸有成竹挥挥手说：“要帮助你解决问题呀！好了！好了！别再说了，你赶快回去宣布这件事。到迎亲那天我就到你家里做女婿。快去，快去。”

  这位信徒素来十分虔信一休禅师的智慧。回家后，立即宣布某月某日，一休禅师要到家来做女婿。这一消息传出后，轰动全城。到了迎亲那一天，看热闹的人挤得水泄不通。一休禅师抵达后，吩咐在门前摆了一张桌子，上面准备文房四宝，禅师大写起书法来。大家看一休禅师的书法写得很好，争相欣赏，争相购买，反而忘了今天到底是来做什么的。结果卖书法的钱积了好多。

  禅师问：“这些钱够你还债吗？”信徒连连叩首道：“够了！够了！师父真是神通广大，一下子变出了这么多钱！”

  一休禅师长袖一挥，说：“好啦！问题解决了，女婿也不做了，还是做你的师父吧！”

  禅师的智慧幽默与洒脱确实令我们称赞不已。

  近代金山活佛妙善禅师，非常受人景仰。特别是他的神异、智慧、慈悲。

  金山江天禅寺旁有一条小街，住了一个贫穷的老婆婆，与独生子相依为命，偏偏这孩子忤逆凶横，经常虐待母亲。妙善禅师常常安慰老婆婆，和她说些因果轮回道理。逆子非常讨厌禅师来家。有一天偷偷拿着粪桶躲在门外，等禅师出来时，便将粪桶向禅师头上一盖，刹那间，臭气熏天，污秽全身，引来了很多人看热闹。

  禅师却不气不怒，一直顶着粪桶跑到金山寺前的河边，才缓缓的把马桶取下来，旁边人见禅师，哄然大笑，禅师道：“这有什么好笑的？人身本来就是众秽所集的大粪桶，大粪桶上加个小粪桶，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禅者是超是非、超善恶、超有无、超好坏，一切都没有对立观点。内不为烦恼所惑，外不为境界所扰，这就是禅。

  今天很高兴能和各位共同学习、探讨佛教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不当之处，请大家指导，最后祈求三宝加被各位事事如意吉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