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时期对中国天台宗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著名人物是谛观与义通。谛观的功绩，按照自志磐以来的传统说法，是他从高丽带来了国内已经散佚不传的天台宗教典，从而使天台宗在宋初的重兴成为可能，亦使天台宗法脉的绵延成为可能。关于谛观送回教籍的事迹，主要见载于《佛祖统纪》及明万历九年(1581)沙门智觉所撰写的《四教仪缘起》。

  法师谛观，高丽国人。初，吴越王因览《永嘉集》“同除四住”之语，以问韶国师。韶曰：“此是教义，可问天台羲寂。”即召问之，对曰：“此智者《妙玄》‘ 位妙’ 中文。唐末教籍流散海外，今不复存。”于是吴越王遣使致书，以五十种往高丽求之。其国令谛观来奉教乘，而《智论疏》、《仁王疏》、《华严骨目》、《五百门》等，禁不令传。且戒(谛)观师，于中国求师问难，若不能答，则夺教文以回。观师既至，闻螺溪(羲寂)善讲授，即往参谒。一见心服。遂礼为师。尝以所著《四教仪》藏于箧，人无知者。师留螺溪十年，一日坐亡。

  (《佛祖统纪》卷一0《谛观传》。同卷《吴越王传》及卷四三《法运通塞志》所述大同，后者系谛观还归教籍的时间于建隆元年(960)，晁说之《仁王般若经疏序》亦表达了教籍乃从高丽归来的意思。《四教仪缘起》所述亦大同。)

  在前节，我们曾据一些更早于《佛祖统纪》的材料，认为吴越王钱弘俶遣使求取天台教内的主要地方是日本(其中也不排除致书高丽求籍的可能性)，而日本右大臣藤原赖亦已于后汉天福十二年(947)通过商船送回教籍(正因为天台教籍从日本的回归比谛观来华早了十多年，所以螺溪羲寂才得以研习而精通止观之教，以至于谛观来时，“一见心服，遂礼为师”；不然羲既不明“同除四住”之义，如何可能“善讲授”乃至于使赍教籍来华的谛观“一见心服”呢？)，但谛观于建隆元年来华并送来天台宗的有关典籍，盖亦仍为事实。谛观撰写了《天台四教仪》一书，概括了天台宗判教学说的精要，对天台宗思想的传播起到重要作用，然则谛观之有功天台教，亦良非细细。

  义通是五代、北宋之间对天台宗的传承起过非常重要作用的高丽僧人。他是螺溪羲寂的弟子。我们曾多次提到过羲寂，现就他的生平略缀数语。羲寂(919－987)，字常照，俗姓胡氏，温州永嘉人。年十二出家。十九岁受具后，曾往会稽山学南律三年。既通律义以后，便往天台山寻研止观。然智者所遗教文，于时唯存零编断简，羲寂虽多方鸠集，而仍无由得其全貌。遂言于天台山法眼宗传入德韶国师，德韶复言于吴越王钱弘俶，俶遂遣使日本，使一家教典复还中国，羲寂亦因此而博闻多识，精通其义。“遂于佛陇道场、国清寺相断讲训”，吴越王亦屡次请其开演，并赐“净光大师”之号及紫袍。乾德二年(964)，居螺溪道场，“四方学侣，雾拥云屯”。羲寂毕生以复兴天台教观为职志，是天台宗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关键人物。经过他的努力，天台教典才得以海外归来而使法脉得以延续；经过他的大力弘畅，天台学说才得以海外哪来而使法脉和以延续；经过他的大力弘畅，天台学说才得以影响远被而获得再度繁荣。当教典遗失、台宗衰微之际，羲寂不惮艰辛，独力担当起了中兴教观的重任，故赞宁云：“自智者损世，六代传法湛然师之后，二百余龄，(羲)寂静受遗寄，最克负荷。”“身(羲)寂，此宗学者几握半珠为家宝欤！”(以上参见《宋高僧传》卷七《义(羲)寂传》。)

  义通(927－988)字惟远，俗姓尹氏，高丽国人。幼年出家，受上戒后学华严宗及《起信论》。后渡海来华，入吴越国，先访德韶禅师天台山，忽有契悟。及谒螺溪羲寂，闻一心三观之旨，乃深深叹服，遂留螺溪而受业于羲寂。既禀圆顿止观之教，遂欲渡海重归高丽，至四明，郡守钱惟治(钱弘俶之子)请问观心之要，产请授菩萨戒；钱惟治同时又力加挽留，请其于四明弘法。开宝元年(968)，漕使顾承徽保住宅为传教院。义通住宝云寺，弘扬天台教观几二十年，登堂受业者不可胜数，而其最为著名者则四明智礼与慈云遵式。(参见《佛祖统纪》卷入《义通传》及《宝云振祖集》，见《四明尊者教行录》卷七，《大正藏》藏四六。)

  义通足为一来华的外国僧人，但他禀承了羲寂的法统，在四明大力敷演天台教观，进一步气扩大了天台宗在当时佛教文化界的影响，亦使天台宗的中心地由天台山转移到了四明；而由天知礼与遵式皆出其门下，因此他实际上亦为天台宗的中兴培养了杰出人才。正以此故，义通乃被称为中兴天台宗的鼻祖，被尊为传承天台教观的第十六代祖师(羲寂是十五祖)。

  虽然朝鲜半岛不断有僧人来华求法，中朝僧人之间的交往亦相当频繁，但真正将天台宗较为完整地传播到朝鲜并开创了朝鲜天台宗的著名人物，则是高丽国僧统义天。

  义天(1054－1101)，名煦，字义天，俗姓王氏，高丽国文宗王第四子。年十一出家，受华严教，与诸宗学僧论道，文宗褒之，为佑世僧统。宋治平四年(1067)，始有入宋传法这志，尝与杭州慧因寺净源法师有书信往还(净源(1011－1088)，字伯长，俗姓杨氏，为北宋后期华严宗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号为华严宗的“中兴教主”，人称晋水法师。《补续高僧传》卷二及《佛祖历代通载》卷一九有传。)。至元丰七年(高丽宣宗王元年，1084)，义天入内延，诚请入宋，不许。义天以为天台三观最上真善，而此土宗门未立，甚为可惜，乃言于王太后，太后嘉其诚。义天遂于次年，即元丰八年率弟子入宋。宋哲宗闻之，令居汴京启圣寺，并召见于垂拱殿。义天请参硕学名德，哲宗许之。首参东京觉严寺诚法师(诚法师事略见《补续高僧传》卷二《晋水法师传》，称其“为人纯至，少缘饰，高行远识，近世讲人莫有居其右者”。)，行弟子之礼，自谓“海外鄙人也，虚襟求道之日久，未有所得，愿师慈悯，开我迷云。”与诚法师往返问答，明天台、贤首二宗判教同异。诚法师以为义天乃异国名僧，今航海问道，宜得高识博闻者为之师，因杭州慧思寺净源“精练教乘，旁通外学”，遂举荐净源为义天之师。哲宗许之，差主客员外郎杨杰护送义天南行。既至杭州，受法诸刹迎饯皆如行人之礼。净源对义天倾授予以华严奥旨。旋又至上天竺寺，见慈辩从谏(1079－1108)，执弟子之礼，并献云凤磨衲衣、净瓶、经帙等，请授天台教观，尽得一宗经论之旨。既而宣宗王后因思念故而敦促义天归国，从谏以为毋须为经而背母，使其忧忆，于是义天有归志。临别之际，从谏授以手炉及如意，以表付法，复赠诗云：“醍醐极唱最尊崇，菡萏华奇命有功；五祖当年亲妙悟，僧王今喜继高踪。戒香流由金炉上，法语新传麈尾中。他日海东敷演处，智灯列焰照无穷。”元佑元年(1086)，义天抵京师，见哲宗；数日辞阙。再至杭州，于慧思寺听净源讲《华严》大义，净源亦赠以手炉，以表传法之信。旋至天台山，礼智者大师之塔，述发愿文，誓之曰：“已传慈辩法师教观，还国流通，乞赐冥护。”义天留华一年有余，于元佑元年搭乘其本国朝贺使的船只回国。

  义天回国以后，广泛搜集、刊行各种佛典经书。宣宗王敕其住兴王寺；宣宗王六年(宋元佑三年，1088)，王太后初创国清寺，至肃宗王二年(1097)始毕其功，此寺成为朝鲜天台宗的根本道场。绍圣四年(1097)，义天住持国清寺，广弘天台教观，来学者近千人，终于创立朝鲜天台宗，而以从谏为始祖。寂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享年四十七，册为国师，谥大觉。(以上所述义天事迹，参见［日］忽滑谷快天《韩国禅教史》第134－137页，朱谦之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95；《释门正统》卷八《义天传》；《佛祖统纪》卷一三《从谏传》；《佛祖历代通载》卷一九《义天传》、《晋水法师净源传》；《补续高僧僧传》卷二《晋水法师师传》；《新续高僧传》卷三《梵臻传》；《释氏稽古略》卷四《义天僧统》。)义天入宋，是中朝佛教交流史上的一件盛事，不仅关乎天台宗之作为一个独立的宗派而正式传入朝鲜，而且亦关乎中国华严宗法脉的盛衰。“初，华严一宗疏钞久矣散附，因义天持至咨决，逸而复得。左丞蒲宗孟抚杭，湣其苦志，奏以惠因(寺)易禅为教，命公(净源)主之。义天还国，以金书《华严》三译本一百八十卷以遗师(净源)，为主上祝寿，师乃建阁以奉安之，时称师为中兴教主。以此寺奉金书经故，俗称高丽寺。”(《佛祖历代通载》卷一九，又参《补续高僧传》卷二《晋水法师传》。)元佑三年冬，净源示寂，义天尝遣其弟子寿介过海祭奠，并进金塔二座。时杭州刺史苏轼上疏言宜却金塔旨受，哲宗从之。田汝成尝记慧因寺之始末云：

  慧因寺，后唐天成二年吴越王建。宋元丰八年，高丽国王子僧统义入贡，因请净源法师学贤首教。元佑二年，以金书汉译《华严经》三百部入寺，施金建华严大阁藏塔以崇之。元佑四年，(僧)统义天以祭奠净源为名，兼进金塔二所，适苏子瞻守杭，上疏云：“自熙宁来，高丽屡入朝贡，两浙骚然，皆因奸民徐戬等，交通诱引，妄谈庸僧净源能晓佛法，以致义天羡慕来朝，从(净)源讲解。净源既死，其徒复持真影舍利，违禁过海，以致义天差人祭奠，兼进金塔，探瞰朝延。受之，则以贪示外夷。计构纷然，朝贡踵接，夷使所至，图画山川，购买书籍，不惟中国受疲，而边防亦疏。乞却金塔勿受，绝其来意。”神宗(按应作哲宗)从之。宁宗书华严经阁，理宗书易庵。元延佑四年，高丽沈王奉诏进香翻经于此。至正末毁。国初重葺。俗称高丽寺。础石精工，藏轮宏伟，两山所无。(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四。又见张岱《西湖梦寻》卷四。)

  上述天台宗向日本、朝鲜之传播及中日、中朝之间宗教文化的双向交流，虽仅为编缀有关史料而予以事实的陈述，但从中实可反观出天台宗之巨大的思想魅力及其广远的影响。非但如此，来华求法的日本、朝鲜高僧，在将天台佛学经典带回其本国的同时，往往亦将中国的其他学术思想，如儒道哲学、宋朝理学，以及诗歌蕊文、建筑艺术乃至生活方式的某些方面等等，带进其本国并予以传播，客观上拓展了中国文化的域外影响，有助于汉文化圈的形成。就此而论，天台宗向日本、朝鲜的传播，其意义亦就并不仅仅局限于宗教本身，而成为广义上的中国文化之对外交流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

  天台宗向海外的流布过程，既充分体现了其思想体系本身的感召力，又在客观上推进了域外文明，尤其是其宗教文化的发展。而当天台宗本身在典籍散佚、法脉几至于将绝之际，其在国内的进一步发展却亦终究得益于其原先之传播地的“反哺”之功。此一事实，就文化交流的互动性而言，乃极具有历史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