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佛教协会、加拿大佛教会、美国佛教联合会共同举办的首届中国、加拿大、美国佛教论坛在北美地区的著名学府多伦多大学隆重举行，这不仅是中加美三国佛教界的大事，也是当代世界佛教史上的一件盛事，对于提升中加美佛教界友好往来和佛教文化交流的层次和水平，构建汉传佛教在北美传播的大格局，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人有幸参与这一盛会，拟就“全球视野下的佛教展望”谈点浅见，以就教于方家。我文章的题目是“佛教的世界传播、演化与展望——以中国汉传佛教的传播为中心”。

  佛教产生于公元前6至5世纪的古印度，其创始人是东印度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一带）的王太子乔达摩·悉达多（前565-前485），他有感于世间生死痛苦，欲求解脱之道，遂于29岁出家，访师问道，经6年苦行，于35岁悟道成佛，被尊称为释迦牟尼佛。他最初于婆罗奈城的鹿野苑为五比丘开示他所悟之道——四圣谛、八正道，45年间不停地巡行传道说法、建立僧团，直至80岁病逝，由是创立了佛教。

  按照佛典记载和学者的研究，释迦牟尼佛所处的印度，普遍尊奉梨俱吠陀、娑摩吠陀、夜柔吠陀、阿闼婆吠陀等《四吠陀》为根本圣典，其中包括：（1）本集：集录赞歌、咒句与祭词。（2）梵书：详说祭祀的由来、意义、用法等，其间杂有神话、传说。（3）森林书：说明森林中传授的神秘祭祀仪式，含有思索性及哲学性的要素。（4）奥义书：以考察宇宙的原理及人类的本质为主。当时婆罗门教居统治地位，视《四吠陀》为天启，信奉梵天、毗湿奴、湿婆三大神，主张善恶有报、生死轮回、轮回的形态取决于现世的行为，只有达到“梵我同一”方可获得解脱。掌管祭祀的僧侣和学者“婆罗门”阶层为四种姓中的最高种姓， 故步自封，垄断了《四吠陀》的解释权，阻碍了社会的发展。于是社会上出现了反婆罗门教传统的沙门（出家僧侣）思潮，但门派甚多，既有奉行节欲苦行的，亦有主张纵欲享受的。佛典记载的所谓外道就有96 种之多，以外道“六师”为代表。佛教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蕴育和发展起来的。由于佛教反对天启、神权，其种姓平等的主张、中道慈悲的教义与戒律严明的僧团制度，顺应了社会发展的潮流，具有革命性意义，从而异军突起，数百年间风行五印度。

  众所周知，古代印度是一个历史悠久、偏重神力救赎和出世解脱、宗教思想深邃、文化表现形态丰富多彩的国度，但长期疏于历史文字的记载，这为后人考察佛教思想的发展演变带来很大的困难。与其他世界性宗教一样，佛教在长达2500 多年的全球传播过程中，除了自身的因素之外，受本土文化、异域文化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无论对教理教义的理解诠释，还是外在的表现形式，都发生了许多的变化。根据佛典记载和相关学者的考察研究可知，佛陀逝世不久，僧团中即出现了非议佛制戒律的情况，于是僧团举行了佛经的第一次结集。此后每当发生了教法争议与派别冲突时，便召集僧众举行经典结集，印度佛教史上共举行了四次大的结集。所谓结集，是采取合诵的形式，即一人凭记忆诵出，大众认可，即合诵，并没有形成文字记录，只有释迦牟尼圆寂674 年后举行的第四次结集，才形成文字刻录于贝叶上，成就了世上最初的佛教文字经典“巴利文三藏”——贝叶经。

  佛陀逝世一百年内，佛教相对稳定，一般称为原始佛教时期。此后佛教僧团出现首次分裂，分为上座部和大众部，经二三百年间，进一步分裂成十八个部派，这一时期的佛教称为部派佛教。虽然此期佛教部派众多，但基本以历次结集形成的《四阿含经》等小乘经典和昙无德部、萨婆多部、弥沙塞部、迦叶遗部、婆粗富罗部等五部派所传持之律典为中心，以三法印、四圣谛、十二因缘、三十七道品等为核心教义，注重戒律传承。太虚大师将这一时期（约五百年）的佛教称为“小行大隐” 时期，台湾印顺法师则称之为三藏教──小乘的以无常教义为中心的时代。斯里兰卡、缅甸、泰国等东南亚各国佛教主要传承的是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因经典所用语言为巴利文，所以传承这一时期的佛教又称为巴利语系佛教。

  1世纪，由方等经发展出的《般若经》、《华严经》、《法华经》等佛教经典问世。活跃于公元150年至250年之间的龙树菩萨兴起于南印度，著有《中论》、《大智度论》、《十住毗婆沙论》等论典，创建了大乘中观学派。该派主张一切法不生亦不灭，不常亦不断，不一亦不异，不来亦不去，究竟空寂，故又称为空宗。4-5世纪，《涅槃经》、《胜鬘经》、《解深密经》、《楞伽经》等大乘佛教经典相继问世。兴起于北印度的无著菩萨、世亲菩萨（4-5世纪人）兄弟俩创建了大乘瑜伽行派，因尊奉《瑜伽师地论》、强调瑜伽的修行方法而得名。该派以《解深密经》、《瑜伽师地论》、《摄大乘论》、《唯识三十颂》、《唯识二十论》和《成唯识论》等为主要经典，主张一切法唯识所现，故又称为唯识宗。太虚大师将这一时期（约五百年）的佛教称为“大主小从”时期，台湾印顺法师则称之为共大乘教的以性空教义为中心的时代。虽然印度三期佛教先后传入中国汉族地区，但这一时期的佛教大乘经典及中观、瑜伽行派尤其盛行，并传入越南、朝鲜、日本等国家，因经典所用语言为汉语，所以这些国家传承的佛教又称为汉语系佛教。

  7世纪，大乘金刚密乘兴起于中印度，它是印度佛教的最后形态，以《大日经》和《金刚顶经》为主要经典，主张“菩提心为因，大悲为根本，方便为究竟”，及身、口、意三密相应的修行方法。太虚大师将这一时期的佛教称为“密主显从”时期，台湾印顺法师则称之为不共大乘教的以一乘真常为中心的时代。传承此期佛教的国家和地区，是以中国西藏地区为中心，直到蒙、土、裕固等少数民族地区，以及尼泊尔、不丹、蒙古、俄罗斯西伯利亚和布利亚特蒙古地方与印度的北部。因经典所用语言为藏语，所以又称为藏语系佛教。

  印度小乘、大乘、密乘三期佛教的次第产生，既是佛教因应时代发展度化众生的需要，一定程度上也是佛教在向以印度教为核心的母体文化回归、趋同的结果。而随着印度教的复兴和伊斯兰教的传入，印度佛教自9世纪渐趋衰微，到了13世纪末便彻底消亡（19世纪后才有输入性存在）。

  此后，世界佛教中心东移至中国。

  佛教大约于公元前后开始传入中国，一路通过陆上丝绸之路经新疆、河西走廊传到中原地区，一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由广东等地登陆传入中原地区，形成了汉语系佛教。7 世纪，佛教分别从印度和中国内地传入中国西藏地区，形成了藏语系佛教。大约同一时期，巴利语系佛教从泰国、缅甸传入中国云南地区，这使中国成为了世界上唯一一个具有三大语系佛教传承的国家。

  佛教在中国汉族地区的传播发展，大约经历了六个阶段：（一）译经讲学时期（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此一时期，印度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佛教教理教义、典章制度、文化艺术等几乎全部译介过来，经过高僧们的讲学、探索，从上到下逐步融合到中国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之中。（二） 八宗成立时期（隋陈李唐时期）。此一时期汉传佛教的理论与修证体系建设达到顶峰，三论宗、天台宗、华严宗、唯识宗、禅宗、净土宗、律宗、密宗等八大宗派相继创立，奠定了佛教中国化的基本格局和路径。（三） 禅净争主时期（五代赵宋时期）。此一时期，由于唐会昌法难的影响和程朱理学的兴起，佛教逐渐边缘化，开始走下坡路。三论宗、天台宗、华严宗、唯识宗、律宗、密宗诸宗衰弱不振，只有禅宗、净土宗盛行。（四） 宫廷密教时期（元明时期）。此一时期，由于朝廷优抚蒙藏地区的活佛， 宫廷密教盛行，而汉传佛教逐渐山林化、民俗化。（五）经忏香火时期（清朝民国时期）。此一时期，宫廷密教依然盛行，而汉传佛教因循守旧， 多数寺院依靠经忏香火维持生计。（六）佛教文化复兴时期（民国至今）。此一时期，佛教从内忧外患中走出来，以“人间佛教”为旗帜，无论在经典讲学、佛教教育、弘法利生方面，还是在文化交流、宗教实践方面， 都开启了新一轮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佛教传播讲究契理契机，它传入中国后，经过与中华固有文化相互激荡和佛教高僧、学者千百年来的研究、讲学、实践，形成了中国独到的理论诠释和修证体验。一是采取了独有的判教方法，以某一部（或多部）经和论的思想为中心，将佛教各个时期出现的经典和理论，根据所度化众生的根机和因缘加以分级分类，构建起统一的理论诠释体系，例如三论宗、天台宗、华严宗、唯识宗、律宗；二是以圆融不二的态度和智慧，将佛教各个时期出现的看似十分矛盾的经典和理论，乃至与儒家、道家的经典和理论加以整合，作出合乎逻辑的诠释，用以指导中国人的修行实践，例如天台宗、华严宗、律宗、禅宗；三是将某一类简便、适用的修行法门和方法，从法脉传承、经典依据、理论高度、适用范围等方面进行发掘整合，从而发扬光大，例如禅宗、净土宗、律宗、密宗； 四是为了维护自己宗派的势力和寺院经济财产，结合世俗封建宗法制度，建立了各自传法世系和寺院管理制度，例如禅宗、天台宗等。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过程，可说是一个不断创新发展的中国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还不断输出到越南、朝鲜、日本等国家，造就了汉传佛教的辉煌。

  印度与中国同为文明古国，具有东方文明的许多特色，但历史、地理、文化差异巨大。佛教作为印度文化的一支新兴宗教，跨越高山与戈壁，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开启了印度文明与中华文明长达千余年的姻缘，开出了世界文明交流史上的一朵奇葩。佛教通过不断与中华儒家、道家文化的交流、碰撞、融合，深深地融入了中华文明之河，对中华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自身也成为了中华传统文化极其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佛教与中华文化的关系，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一是佛教对中国文化产生的影响；二是佛教受中国固有文化的影响。这是一个极为庞大的课题，宜专文或专著探讨，限于篇幅，这里只能列出若干条结论以窥一斑。

  佛教对中国文化产生过很大影响和作用，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灿烂辉煌的佛教文化遗产。一是带来了大量印度有而中国原本没有的思想、文化、艺术乃至风俗习惯等；二是佛教与中国文化相互激荡产生了中、印原本皆无的思想、文化、艺术乃至风俗习惯等；三是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改变了中国以儒家、道家为核心的各种文化的构成与发展走向。

  1.“天下名山僧建多。”中国古代建筑保存最多的是佛教寺塔，现存的河南嵩山嵩岳寺砖塔，山西五台山南禅寺、佛光寺的唐代木构建筑，应县大木塔，福建泉州开元寺的石造东、西塔等，都是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史的宝贵实物。

  2.迄今留存最早的印刷品是佛经。数千卷由梵文翻译过来的佛教经典，不仅是一个思想宝库，而且本身就是伟大富丽的文学作品。马鸣的《佛所行赞》带来了长篇叙事诗的典范；《法华》、《维摩》、《百喻》诸经鼓舞了晋唐小说的创作；般若和禅宗思想影响了陶渊明、王维、白居易、苏轼的诗歌。变文、俗讲和禅师的语录体都和中国俗文学有着很深的关系。

  3.语言是一种最普通最直接的文化，中国汉语的大量用语，如世界、如实、实际、平等、现行、刹那、清规戒律、相对、绝对、觉悟、意识、忽然等等都来自佛教语汇。梁启超先生曾统计日本人所编的《佛教大辞典》，共收有“三万五千余语”汉语佛教词汇，佛教词汇不仅占据汉语词汇一大部分，还大量包括了高端的行而上的词汇，从广度和深度上大大拓展了中国文化。

  4. 佛教在雕塑、绘画、音乐、书法等艺术方面，对中国文化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例如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雕塑、绘画艺术等。至于遍布全国的名山古刹，犹如佛教的文化艺术殿堂，其经典、雕塑、匾额、书法、佛教节日、宗教礼仪，以及以水陆法会为代表的汉传佛教法事活动，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人的文化生活。它们已成为中国宝贵的物质或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丰厚的文化、教育资源与旅游资源。

  5. 佛教的诸行无常、诸法无我的世界观，缘起性空、如实观照的认识论，业感缘起的因果论，辩证思维和逻辑推理的方法论，忘我利他、普度众生的人生观，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道德观以及佛教在哲学、文学艺术、伦理道德、自然科学、医学、生命科学等领域内所积累的丰硕成果，已深入影响到中国的方方面面，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6. 道教正式创立于东汉末年，其标志是太平道和五斗米道的出现， 其形成与转型，相当程度上受到佛教的传入与兴盛的影响。在佛教、道教的长期竞争中，道教经典的编撰、道学思想的阐释、神仙体系的构建、典章制度和道观管理制度的建立，以及外丹修炼向内丹修炼转型等，无不受到佛教的刺激、启发和推动，最终走向佛道融合。

  7. 儒家是一个修身齐家治世之学，尤其是被统治阶级“定于一尊” 之后。相传孔子罕言性与天道，明代大学者焦竑就说：“性命之理，孔子罕言之，老子累言之，释氏则极言之。”然而佛教的传入与兴盛，尤其是禅宗的发展，极大地刺激、启发了儒家，继魏晋儒学玄学化之后，宋、明之际周程朱子等之理学, 及陆象山、王阳明等之心学，无一不受佛教禅宗思想的影响，使儒家趋于儒教化。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经历了一个不断中国化的过程，最终完全融入了中华传统文化之中。也就是说，中国佛教表现出与印度佛教的明显差异，而与儒家、道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基因趋同。

  1.印度小乘、大乘、密乘三期佛教先后传入中国，但唯有中期大乘佛教盛行，发展成为主流，这与中国社会文化发达、重视伦理道德、积极入世的特点不无关系。

  2.印度大乘佛教又分为三大思想系统，即性空唯名论（龙树中观派）、虚妄唯识论（无著世亲派）、真常唯心论。后者以《大般涅槃经》、《大乘起信论》等宣说如来藏、自性清净心等真常心作为一切法的究极根源，故称真常唯心论。它与中国传统的灵魂不死观念和儒家的心性论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受到了中土人士的欢迎，从而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

  3.中国佛教在理论上的特色是至圆（圆融），在修证上的特色是至顿（顿悟、速成），在方法上的特色是至简（简单、方便），中国独创的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成为主流，而类似印度唯识学、中观论这类严密辩证的繁琐哲学不大流行，这与中国道家所倡的重直观、重体悟的思维方式，以及中国人崇尚简易性、看重现世效应不无关联。

  4.中国佛教肯定人人皆有佛性，倾向“一阐提”也可成佛，鼓励每个人靠自己的努力来实现解脱，这与儒家的“性善”论、强调“人皆可以为尧舜”是一致的。儒家的人性论思想及其对理想人格的塑造和追求，对中国佛教这一特点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5.中国佛教以“随机”“方便”为理论依据，对外努力调和与儒、道等思想的矛盾冲突，通过格义，不断援儒、道等传统思想入佛；通过各种“判教”方法，而对佛教内部各个时期的经典以及各种学派、宗派的理论学说进行调和与融合，从而形成了它显明的调和性、融合性的特点，与印度佛教史上大小乘佛教“分河饮水”、大乘中观、瑜伽两派辩难争锋的情形迥然不同。

  6.中国佛教在戒律的传承、戒条的执行以及寺院的管理制度、饮食制度、佛事活动等方面，更是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形成了许多与印度佛教迥然不同的特点。例如托钵乞食制度无法实行，戒杀护生素食却得到严格奉行，寺院普遍实际具有浓郁宗法社会特点的丛林清规，以及特有的早晚课诵、过堂用斋礼仪等等。

  7.汉传寺院的建筑、佛菩萨塑像、佛事音乐、佛经装帧印刷等等，无不深受中国固有文化的影响，反映出中国佛教独有的特点。

  8.“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中国佛教与社会政治和伦理历来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显然与中国王权政治力量强大和宗法伦理影响深远密切相关。

  佛教的宗旨以无为、出世、解脱生死烦恼为中心，经过二千五百多年的发展，在满足人们终极追求的同时，还发掘、形成了许多具有普世价值的思想和行为规范，例如中道、圆融、平等、慈悲、行善、报恩、和平、环保等的思想观念，对于人生、社会无不具有现实意义和独特的价值，并在文化艺术、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得到体现和广泛的应用。它们在当代中西方文化交流中，在纠正人类中心主义、个人中心主义、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产生的流弊方面，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这为佛教的世界传播提供了强大的价值支撑。

  中道智慧是佛教的核心体现之一，与儒家的中庸有点相似，但这种智慧不同于世俗的聪明，它是通过节制欲望、修习禅定证得的。佛教认为，世界的常与断、空与有、是与非、理与事、知与行、得与失、污染与清净、生与死、苦行与享乐等，都是相对的、变化的，无不是一定时空因缘条件下的产物，唯心所现，应当不执著两边而取中道。在终极层面，《心经》就有“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之言。这也使佛教具有开放、圆融、包容的精神品格。例如，佛教传入中国后， 与同样具有“和”之精神的儒家、道家相融合，创立了具有圆融精神的大乘佛教八大宗派，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印文化圈跨越千年的交流，也成为了世界文明史上交流互鉴的成功典范。相对于一神信仰的极端排他、二元哲学的非此即彼，非黑即白，佛教中道圆融的思想在当今全球化、文化多元化背景下，对于促进各种文明的相互交流与理解、化解“文明冲突”，更具有指导意义。在现实生活中， 佛教中道圆融的思想提示我们，不要主观意气用事，要活在当下，看清事物产生的因缘，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不把事物的差异或矛盾绝对化，不要为一时的祸福、荣辱扰乱其心。这样才能因势利导，和谐自他， 发挥人与事的正能量。

  佛教是主张众生平等的，认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这种主张在印度严格的四种姓社会制度和中国的等级森严的集权制度中，都是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它与同样具有民本思想的儒家、道家相结合，已成为一种极具普世价值的理念，它鼓舞亿万民众认清自心，积极进取，保持人应有的尊严和自信，也为人类社会走向公平正义提供了一个强大的思想武器。佛教的平等理念在佛教僧团“六和敬”（身和同住，口和无诤，意和同悦，戒和同修，见和同解，利和同均）的要求中，在“无遮大会”（一种不分种族、贵贱的布施活动）仪式中，以及禅宗道场“普茶”（一种喝茶的礼仪）制度中都得到很好的体现和运用。

  慈悲为怀、普度众生，不仅是大乘佛教思想的重要体现，也是菩萨的一种宏愿和弘法实践。“慈、悲、喜、舍”称为四无量心，是佛教的一种重要修行方法。如《悲华经》中说：“慈心即是助菩提法，于诸众生心无碍故；悲心即是助菩提法，拔出众生诸苦故；喜心即是助菩提法，爱乐法故；舍心即是助菩提法，断憎爱故。”佛教戒律中以戒杀为第一大戒，小乘佛教中的吃“三净肉”，大乘佛教戒食荤腥，汉传佛教奉行严格素食。这些都是根源于佛教彻底的众生平等思想和自他不二的修证体验，佛教的慈悲究竟且深入人心，涉及一切胎卵湿化的有情众生。佛教本生经中就有释迦牟尼佛过去生作菩萨时“割肉喂鹰”、“舍身饲虎”的感人故事。此外，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度众生，药师佛为众生除病消灾，观音菩萨救苦救难，地藏菩萨“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无不是大乘佛教慈悲精神的体现，其中，观音菩萨作为“慈悲”的化身，在中国的文学、艺术创作和民间的赶观音庙会、朝拜普陀山活动中，形成了独特的观音文化，蔚为壮观。

  去恶行善，积累功德，是佛教的又一重要体现。例如七佛通诫偈“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扼要地说明了佛教的伦理道德准则。具体来说，佛教规定了五戒十善以供遵循，五戒者：1.不杀生，2.不偷盗，3.不邪淫，4.不妄语，5.不饮酒；十善者:1.不杀生，2.不偷盗，3.不邪淫，4.不妄语，5.不两舌，6.不恶口，7.不绮语，8.不贪，9.不瞋，10.不痴。五戒重在去恶，十善重在行善。佛教有六道轮回之说，其中天道（化生）、阿修罗道、人道属于三善道，畜生道、饿鬼道、地狱道（化生）属于三恶道。佛教认为世上没有“救世主”，人们出生于哪一道， 以及祸福、美丑、寿夭等，都是各人前世今生身口意业所造的果报，因而鼓励人们通过行善去恶，积累功德，以改变命运。对此，佛教又有“八福田”之说：1. 造旷路美井，2. 水路桥梁，3. 平治险路，4. 孝事父母，5. 供养沙门，6. 供养病人，7. 救济苦厄，8. 设无遮大会。

  佛教的慈悲思想内净于心，行善积德思想外化于行，千百年来，引导中国佛教团体、寺院、僧尼和信众在救世济苦、奉献社会慈善公益事业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广为世人称道。在历代高僧所致力的社会福祉事业中，有很多例子，不胜枚举。有制度化的是北魏僧祇户、僧祇粟、佛图户等。唐代有无尽藏制度救济普及民间，如道积、智俨即是著名的例子，为医疗办有悲田养病坊，寺院设有病院收容贫病者。宋代的佛教团体，非常积极地参与慈善公益事业，举凡修桥铺路、水利工程、济贫赈饥、抚育弃婴、贫童等，兴办义学、孤儿院、养老院、医院，乃至公共坟场，寺院之僧众皆不辞辛劳，带领信众出钱、出力。亦有寺院开办的药局，僧人懂得医疗的也当医僧悬壶济世。佛教行善、做功德、培福田的思想还广泛反映在中国的文学艺术作品中和民风民俗中，可以说已深入人心，客观上有利于净化人心，和谐社会，与儒家仁义礼智信之五常相得益彰，千百年来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社会的道德水准以及社会救济能力。

  基于缘起和三世因果的理论，佛教认为，人作为一种高级生命，其生存和成长，离不开众缘和合，其中有四类恩典应当报答：一是（佛、法、僧）三宝恩，二是国家恩，三是父母恩，四是众生恩。《梵网经》更提出： “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俗话说：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佛教的报恩思想更为深邃，千百年来，引导世人和谐自他，化解纷争，促进社会和睦、稳定，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由于佛教的众生平等思想、报恩思想和不杀生、行善的戒律要求等因素，佛教成为一种极和平的宗教，佛教一向反对战争，力主和平，为化解战争、愈合战争的创伤作出过巨大的历史贡献。佛教的传入中国，是被迎请进来的，千百年来，佛教高僧成为各国各民族友好往来、进行文化交流的和平使者；佛教的宗派众多，但基本上都是义理上、修行方法上和戒律制度上的差异，从没有形成你死我活的敌对状态，体现更多的是交流互鉴的态度、中道圆融的精神。佛教这种和平思想给世界带来的福祉及不朽价值，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地球亿万年的发展过程中，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面临如此严重的环境污染危机、生态失衡危机。分析其原因，根子在于近代以来主客二元思维模式、人类中心主义以及物欲的恶性膨胀。这从反面衬托出佛教环保思想的特殊价值。基于缘起论的“依正不二”观，以及佛教节欲、惜福、戒杀、护生的理念和操守，都不失为解决当代文明病的一剂良药。所谓“依正”，即依报和正报。佛教将人类的身心称为正报，将我们生存的世界称为依报。正报和依报是息息相关的，依报败坏了，正报则无以生存，从而提出“依正不二”，这与儒家崇尚的“天人合一”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妙。

  早在2世纪，佛教传入中国不久，即从中原传入越南，开启了中国汉传佛教的世界性传播序幕。南北朝时期，随着朝鲜半岛、日本求法僧前赴后继的到来，中国汉传佛教传播到朝鲜半岛和日本，并一直延续到唐、宋，达到鼎盛，成为了联系中韩日三国最重要的文化纽带。元明以降，佛教完全中国化、边缘化和民俗化，向外传播近于停止。

  不过，从明代永乐年间郑和七下西洋前后，大批中国人开始移居南海各国，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后，大量华工因欧洲工业革命的需求而移居到美洲、欧洲及东南亚各国，他们把汉传佛教信仰带到了国外。

  上个世纪初，中国汉传佛教在内忧外患中走向觉醒、复兴，以太虚大师为代表的高僧大德出访日本、南亚、东南亚和欧美各国考察，学习和弘扬佛法，或募款支援抗战，其中有部分高僧大德于南亚、东南亚定居下来，应邀创建、住持华人佛教道场，开启了近代中国汉传佛教世界性传播的序幕。从上世纪60 年代开始，台湾和香港不断有人移居欧美， 部分受印度和东南亚一些国家排华影响的华人华侨也纷纷移居欧美等国， 其中许多港台和东南亚的华人高僧大德应邀前往弘法，兴建或住持华人佛教道场；台湾佛教作为中国汉传佛教的一支，从上世纪60 年代以来获得长足发展，并不断向海外发展，尤其以佛光山、法鼓山、中台禅寺和慈济基金会为著；从上世纪80 年代开始至今，随着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留学和移民各国的大陆华人日益增加，逐渐成为华人移民的主流，其中，也包括许多僧尼。他们或接法于当地的华人高僧，住持道场， 或求学于国外相关学府，应邀讲学和创建道场，已成为全球华人佛教道场的一支生力军。

  自从1953 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以来，积极开展对外佛教文化交流、服务国家的内政外交，就成为了协会的核心工作之一。但受政治和经济等因素的制约，相对而言，至上世纪末以前，大陆佛教接待海外佛教代表团来访的多，出访也以礼尚往来为主，除有选择地参加部分国际性佛教会议外，基本没有主办过国际性佛教会议。不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佛教协会和各地佛教协会恢复和创办了许多佛教院校，其中不少毕业僧或移民海外，或被选派留学到日本、韩国、斯里兰卡、缅甸、泰国乃至欧美相关学府，如今这些法师已成长为中国对外友好交往，传播汉传佛教的一支重要力量；从21 世纪开始，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对外开放度的增加，由大陆佛教主办的国际性会议逐渐增多，各级佛教协会和部分名山大寺组团走出去访问交流的更是日益频繁，有的寺院甚至在海外兴建子孙道场和佛教活动中心，如河南少林寺、河北柏林寺、北京龙泉寺等。这一切昭示着当代中国汉传佛教世界性传播事业方兴未艾。

  1. 世界经过两千五百多年的发展，形成了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三大世界性宗教，以及印度教、锡克教、犹太教、神道教、道教、祆教等区域性、民族性宗教。这些宗教或宗教派系基本都已深度融入所在国家或民族的文化血脉之中，构成了相对稳定的宗教市场格局。在佛教内部， 由于各种原因，南传上座部佛教、藏传佛教以及汉传佛教中的日本、越南、韩国佛教在欧美传播得更早，范围更广。因此，中国汉传佛教在“汉文化圈” 以外进行传播，首先就要正视和面对其他宗教和佛教的其他派系，借鉴、学习它们的长处，同时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这对境外弘法的中国高僧大德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2.当代大多数国家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政教分离方针，欧美各国更是主张政治民主、信仰自由和价值观的多元化。同时，随着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交通、信息交流等空前便利，世界范围的人员流动日益频繁，从而促成了全球化和多元文化共存时代的到来，这些都可说是汉传佛教的世界性传播的机遇。

  3.现今世界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自然灾害频发、资源短缺、能源匮乏、金融危机、贫富分化、信仰缺失、道德沦丧、人性泯灭、宗教冲突、种族屠杀、恐怖活动猖獗、战争硝烟不散、核武阴影笼罩……在人类历史上，传统宗教第一次面对如此众多攸关人类共同命运的全球性问题和困境。这既是机遇，更是挑战。如前所述，中国汉传佛教具有应对上述危机的丰富的思想资源和文化资源，如能予以充分发挥，就能大大推动其世界性的传播。

  4.中国是唯一一个同时具有三大语系佛教传承的国家，流传下来有海量的文献资料和各种艺术瑰宝，包括流失到海外的佛教宝藏，无论是专职的僧人还是基本的信众，其绝对数量都是世界上最多的。因此，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世界佛教的中心。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佛教全面恢复，获得长足发展，无论是在经典讲学、人才培养、弘法利生方面，还是在文化交流、宗教实践方面，都开启了新一轮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可以说，当今中国汉传佛教已具备开展世界性传播的愿望和一定实力。

  5.当今中国大陆，经济发展迅速，文化繁荣，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和经济、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推动，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日益增强，加上有台港澳大中华圈的资源整合、遍布世界各国的5000余万华人华侨的文化认同，这些都可说是中国汉传佛教开展新一轮世界性传播的良好机遇与增上缘。

  近十年来，我先后参访了印度、尼泊尔、澳大利亚、美国、英国、加拿大的众多华人寺院，深切感到老一辈的华僧开拓生根，艰辛备尝，其宏愿、其坚毅，令人钦佩；而新一代的华僧，把握机遇，迎接挑战，更是别开生面。就以加拿大湛山精舍三位开山长老乐渡法师、性空法师和诚祥法师来说，乐渡法师自 1963年从香港移民美国，创立了美国佛教会、美国佛教青年会、旧金山市佛教会，美加佛经翻译委员会。他亲自翻译和主持翻译的大乘经典和普及读物有30 多种。1967 年性空、诚祥二位法师来到加拿大，于1968 年创立加拿大最早的佛教组织“加拿大佛教会”，于1969 年建成加拿大第一座汉传佛教寺院“南山寺”，于1973 年建成加拿大第一座中国传统宫殿式佛寺“湛山精舍”，奠定了中国汉传佛教在加拿大的弘法基础。而湛山精舍现任住持达义法师于1991 年由中国大陆来到美国学修、弘法，2003 年接法于乐渡法师、性空法师和诚祥法师，成为天台宗第四十六代传人，同年冬应邀前来加拿大多伦多定居并担任湛山精舍住持及十座别院的管理工作。如今，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仅经过两代人的开拓耕耘，就在寺院建设上不但建成湛山精舍，还先后创建弘法精舍、湛山禅院、倓虚老法师纪念堂、法海禅院、佛海禅院、湛山文物图书馆、湛山学佛院、万佛舍利宝塔和法华禅院九座湛山分院，并正在筹建加拿大佛教四大佛山，其各项弘法事业欣欣向荣。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率先倡议并承办首届中国、加拿大和美国佛教论坛，本身就足以说明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今天我们来到以倡导多元文化和谐共生著称的加拿大，亲身感受以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为代表的中国汉传佛教的弘法成就，倍感振奋。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汉传佛教新一轮的世界性传播一定会更加辉煌，必将为世界的和平、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人民的幸福，做出中国汉传佛教的特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