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传入中国，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一件大事，孕育了具有浓郁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其中，天台宗是在中国最先成立的佛教宗派，其创始人智者大师（智顗，538-598）在系统整理印度入华的佛典与禅法基础上，提出了一套以《法华经》与《涅槃经》为主导的佛典系统，同时还以《摩诃止观》为中心形成独具特色的观心法门。本文围绕《摩诃止观》所说的观心法门，讨论印度佛教在中国的延续与发展，借助于中印文化的交流，促成了独特的中国佛教。

  《摩诃止观》虽是一部未完成之作，但其结构完整，可被概括为“五略十广”。全书共分十章，包括：大意、释止观名、释止观体相、论止观摄法、明止观偏圆、方便、正修止观、果报、起教、旨归。第一章“大意”实际上是全书的导论，智者大师以“五略”概括全书内容：发大心、修大行、感大果、裂大网、归大处，这导论部分多少可以弥补全书内容不完整的缺憾。而在正文部分，第七章“正修止观”是最重要的内容，占全书10卷的一半篇幅，而且也是在这一章，智者大师没有全部讲完。该章先列止观十境，阴界入境、烦恼境、病患境、业相境、魔事境、禅定境、诸见境、增上慢境、二乘境、菩萨境；在讲述以“阴界入”为止观对象时，智者大师把“阴界入”简化为“一念心”，提出了中国佛教史上著名的“十重观法”：“观心具十法门：一观不可思议境，二起慈悲心（真正菩提心），三善巧安心止观，四破法遍，五识通塞，六修道品，七对治助开，八知次位，九、能安忍，十无法爱。”（卷五上）就在这部分内容里，集中出现了诸如“一念三千”、“一心三观”、“三谛圆融”等天台宗著名的理论观点，形成《摩诃止观》最经典的段落。面对这样的一部巨著，我们确实可以“体大思精”一词赞叹。无论是从全书的体系结构，还是到其中的关键术语，洋溢着智者大师非凡的思想创造力。这正如灌顶（561-632）在《摩诃止观·缘起》里所说，“此之止观，天台智者说己心中所行法门。”

  有关天台的研究论著已经浩如烟海，像“一念三千”、“一心三观” 这样的理论早已为人熟知。这套观心理论，虽然是谈禅修的实践问题， 但在智者大师解释佛经的时候，同样也是最重要的理论框架，有所谓的“观心释”，成为天台宗以“五章四释”为主体的解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参见李四龙《论“五重玄义”的解经体例——再谈中国佛教宗派的成立依据》，载《华梵人文学报》天台学专刊，2013 年5 月；郭朝顺《天台智顗的诠释理论》，台北：里仁书局， 2004 年。] 本文拟从止观的判位、摄法、病患境说明智者大师佛学思想的延续性、完整性与创造性，既能延续印度佛学的精华，更能立足中国本土的思想接引当地信众。

  大学里的学生总是很关心他们的学习成绩，事实上，佛教修行者也很在乎他们的修行层次。在早期佛教里，修行者以成阿罗汉为目标，因此而有“四沙门果”的说法。到了大乘佛教，修行者修菩萨道，最终想要成佛，可能需要经历十信位、十住位、十行位、十回向位、十地位、等觉位，然后才是妙觉位——最终的佛果。来自印度的佛经，虽然对此具体的区分有不同的说法，但对这个修行过程的必要性并没有疑义。然而， 正如《法华经》“三周说法”这个著名的故事所讲的道理，修行者里总会有像舍利弗这样的聪明学生，听了一遍就能理解，他们或许能够简化， 甚至不需明上面那个修行过程。智者大师在《摩诃止观》提出“六即判位” 的说法，对他的止观修行理论提供一套相对简便的诠释理论或评判标准。

  学佛要发菩提心，然而，什么是菩提心，初心或后心？智者大师说， “初后俱非”，须知“六即”，才能真正把握“菩提心”。他说，“理即、名字即、观行即、相似即、分真即、究竟即，此六即者，始凡终圣。始凡故除疑怯，终圣故除慢大。”（卷一下）一念心即如来藏理，众生纵使不修止观，亦有“理即止观”；众生的主动修行，始于闻思而有“名字即止观”；此后心口相应，解行相扶，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则有“观行即止观”；若能修到六根清净，转凡成圣，始有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的逐级修证，此乃“分真即止观”；尔后方有妙觉的证成——“究竟即止观”。不同根器的众生在修止观时，既可以逐级上升，也可以直达“究竟即”。在智者大师的判教系统里，从最初级的“三藏教”到最高级的“圆教”，都有各不相同的“六即”判位标准（参见智顗《四念处》）。也就是说，在修行的任何层级上，六即判位是普遍适用的方法。譬如，在圆教层面上，他说，“圆观诸法，皆云六即。故以圆意约一切法，悉用六即判位。”（《摩诃止观》卷一下）

  印度佛典非常复杂的判位系统，经过智者的“六即判位”，就变得相对简便。首先是修行的层级、地位减少了，便于修行者把握；其次，“六即”既可用来说明止观的修行过程，同时也可用来说明发菩提心的境界。智者在讲解观心的十种观法时，还用“六即乘”形象地表达六即止观的修行过程与相应的境界，他说：

  一切法悉一乘故，夫有心者无不具足，如此妙法是名理乘。如来不说则不能知，以闻教欢喜顶受，即名字乘。因闻名故依教修行，入五品位，名观行乘。得六根清净，名相似乘。从三界出到萨婆若中住，是亦不住，若入初住乃至十住，得真实乘游于东方，十行游南方，十向游西方，十地游北方，轮环无际，得空而止，止于中央即妙觉，直至道场。（《摩诃止观》卷七下）

  “六即”判位是否就完全属于智者大师的发明？其实并不是。他在讲《摩诃止观》时，就已经说明了自己的“六即”说具有印度佛典的依据，将其与《大智度论》的“五菩提”相对应。他说，“发心对名字，伏心对观行，明心对相似，出到对分真，无上对究竟。”智者列出了两者具体的对应关系，圆教里的“发心”是名字即止观，对应十住位；“伏心”是观行即止观，对应十行位；“明心”是相似即止观，对应十回向位；“出到”（从三界出到萨婆若）是分真即止观，对应十地位；“无上”是究竟即止观，对应佛果妙觉位。

  此处所讲的“五菩提”，典出于《大智度论·释无生品》：

  一者名“发心菩提”，于无量生死中，发心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名为菩提，此因中说果；二者名“伏心菩提”，折诸烦恼，降伏其心，行诸波罗蜜；三者名“明心菩提”，观三世诸法本末总相、分别相，分别筹量，得诸法实相，毕竟清净，所谓般若波罗蜜相；四者名“出到菩提”，于般若波罗蜜中得方便力故，亦不着般若波罗蜜，灭一切烦恼，见一切十方诸佛，得无生法忍，出三界，到萨婆若；五者名“无上菩提”，坐道场， 断烦恼习，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事实上，智者大师在提出“六即”之前，还曾提出“六种七觉意” 的说法。[--参见［日］佐藤哲英《天台大师の研究》，东京：百华苑，1967 年。] 也就是说，智者大师的思想确实有一个发展过程。而我现在强调的是，智者大师的思想创新也有印度佛典的思想依据。他借用《大智度论》发菩提心的五个阶段，解释他所提出的“六即止观”，也用来说明“发菩提心”的修行过程。

  我们虽然没法证实智者大师提出“六即”就是缘于《大智度论》的“五菩提”，但我们可以借用这个例子，说明智者思想与印度佛学之间的连续性：中国佛学与印度佛学是一脉相承。汉传佛教的法师、信众要学印度佛典，并非是要回到印度的语境，客观上也没有办法回到佛陀的时代， 我们要做的是不断以印度佛典探寻祖师大德代代相传的法门。年深日久， 我们或许很难体会祖师大德当年的心境，今人可凭重见天日的印度佛典去弥补我们与祖师大德的时空阻隔。

  现代中国、日本佛教界或学术界，总有一股批判、否定以天台宗为代表的传统佛教的思潮。在中国，著名的代表人物有支那内学院的欧阳竟无；在日本，在上世纪末还提出所谓的“批判佛教”。这股思潮，有一个共同的诉求，想让东亚佛教回到印度。不过，他们并没有一个回得去的印度，充其量是借残存的一些梵文佛典说明自身的权威性。事实上， 像智者这样的大师，一直很注重引证印度的佛典，强调自己的思想与印度佛典之间的共同性。不仅如此，智者大师在《摩诃止观》里专列一章“摄法”，论证自己的止观方法能摄尽一切法，具有理论的完整性与普遍性。

  智者大师说，止观“一摄一切理，二摄一切惑，三摄一切智，四摄一切行，五摄一切位，六摄一切教。此六次第者：有佛无佛理性常住； 由迷理故起生死惑；顺理而观，是故论智；解故立行，由行故证位；位满故教他。事理解行因果自他等次第，皆止观摄尽也。”（卷三下）他甚至还说，“今直以一法摄一切法者，一理摄一切理、一切惑、一切智、一切行、一切位、一切教也；又一惑摄一切理智行位教也；又一智摄一切理惑行位教也；又一行摄一切理惑智位教也；又一位摄一切理惑智行教也；又一教摄一切理惑智行位也。”（卷三下）

  上述两条材料，是从两个角度说明止观摄一切法。第一条材料是把一切法分为六种：理、惑、智、行、位、教，是从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理性）出发，系统地说明自利利他的修行全过程。而在圆教修行时，怎么以止观收摄一切法呢？灌顶在《摩诃止观·缘起》里说，“此菩萨闻圆法，起圆信，立圆行，住圆位，以圆功德而自庄严，以圆力用建立众生。”第二条材料，进一步从实相的角度说明一法即一切法，说明上述“六意摄法”的合理性。

  在《摩诃止观》里，“摄法”一章的篇幅并不大，智者紧接着还以同样短小的一章“偏圆”说明摩诃止观的殊胜之处。他从五个方面论证摩诃止观的超越性，大乘与小乘、半字教（声闻藏）与满字教（菩萨藏）、偏僻与圆满、渐与顿、权与实。其核心是说，唯有圆教止观是圆顿止观。智者大师说，“唯此圆教止观，一心三谛，随自意语。”“三教（藏教、通教、别教）止观，悉皆是渐；圆教止观，名之为顿。”（卷三下）

  也就是说，摩诃止观，并不仅是智者大师说自己心中所行的法门，同时也是传承佛陀当年的“随自意语”。这样的传承，必定是在亲身实证基础上的继承与发展。唯其如此，智者大师在《摩诃止观》里强调这套禅法的完备性与超越性。

  本文开篇介绍了《摩诃止观》的篇章结构，若论最具特色之处，必定是第七章“正修止观”部分，智者大师列举止观的十境、观心的十法。现以《摩诃止观》第三种止观对象“观病患境”为例，说明智者的思想乃是中印文化交流碰撞的硕果。智者大师的天台宗义，之所以会有独特的体系框架，究其原因，与智者所面对的信众的文化背景有关。

  智者大师在讨论“观病患境”时，先从四个方面解释病患境，即：病相、病起因缘、治法、损益，然后讲解如何以他的止观法门治病。在信众的眼里，宗教素有治病的功能。而且，借医传教，是古往今来的常见现象，甚至是宗教传播的一种规律。因此，智者讲解治病的内容篇幅并不太少。他主要以中国传统医术解释五藏（肝、心、肺、肾、脾）的病相，略以印度的四大（地水火风）辅助解释。譬如，他说，“上医听声，中医相色， 下医诊脉。”在解释病因时，智者从六点说明：四大不顺、饮食不节、坐禅不调、鬼神作祟、着魔、业障。这套解释整体上有明显的佛教色彩， 表面上也以印度的四大作为主要的解释框架，但在具体的说明时，实际上是采用中国传统医术所讲的五藏、五味（酸、苦、甘、辛、咸）、五色（青、黄、赤、白、黑）。智者对病相、病因的解释，表面上没有直接运用中国传统的五行思想，但在运用五藏、五味、五色等概念解释的时候，实际都是五行相生相克的道理。譬如，他解释饮食不节何以损伤五藏时说，“酸味增肝而损脾，苦味增心而损肺，辛味增肺而损肝，盐味增肾而损心，甜味增脾而损肾。”（卷八上）他还把佛教所讲的五根（眼耳鼻舌身）、五境（色声香味触）与中国传统医术所讲的五藏、五味、五色相结合，用来解释禅病的生起与治疗。

  在我看来，智者大师谈到“观病患境”，最务实处是“治法”一节。他说，“若行役食饮而致患者，此须方药调养即差。若坐禅不调而致患者，此还须坐禅，善调息观，乃可差耳，则非汤药所宜。若鬼魔二病， 此须深观行力及大神咒，乃得差耳。若业病者，当内用观力外须忏悔， 乃可得差。”（卷八上）随后他介绍了六种坐禅治病的方法，止、气、息、假想、观心、方术。智者在这里保存了一套民间治病的简易气功，“六气治病法”。这种功法，要求病人自己宁神运心，带想作气，以“吹、呼、嘻、呵、嘘、呬”六种气，治疗身上五藏的疾病。这种功法的疗效如何， 我自己没有亲身实践，但经常听到身边的一些朋友说这种功法很有成效， 目前也有一些气功、中医书籍介绍这种方法。

  到了直接以止观“观病患境”的时候，智者大师充分表现出一位理论家的素养。他的重点是以《摩诃止观》的核心理论“十种观法”解释“一念病心”，他说：“一念病心非真非有，即是法性法界。……绝言离相， 寂灭清净，故名不可思议。”（卷八下）若能如此认识疾病的本质，智者就问，患病以后“何喜何忧？”当然，常人达不到这样的境界，那怎么办？智者大师综合运用印度佛教的“十二因缘”与中国传统医学的“五行”理论，帮助病人去体验“观病无生”的可思议境界。他说：

  又观此病，病我色心。因于此病而致老死，死由于生，生由昔有，有从取生，取从爱生，爱从受生，受从触生，触从六入生， 六入从名色生。色即四大五根，名即四心。观此根大复从何生？ 青色从木生，黄色从地生，赤色从火生，白色从风生，黑色从水生。又观木从水生，水从风生，风从地阳气生，地从火生，火从木生，木还从水生。如是追逐，周而复始。

  无自生者，观外五行既尔，内五藏色亦复如是。肝从青气生，心从赤气生，肺从白气生，肾从黑气生，脾从黄气生。此之肝藏为自体生，为从他生？即知肝藏从肾生，肾从肺生，肺从脾生，脾从心生，心从肝生，肝不自生，还从肾生。如是内求四大五藏，既其无体，何故不坏？四心持之。识心持地，想心持风，受心持火，行心持水，是故不坏。此之四心，为自生为不自生？即知行心从受生，受心从想生，想心从识生，识从过去行生，过去行从无明生，无明从妄想生，妄想还从妄想生。……心少智慧，不达无常、苦、空、无我，致婴此疾。（卷八上）

  显然，智者大师是以佛教的缘起论解释五行相生，具体说明五色、五气和五藏的相互关系。现在，中国总有人批评中医不符合现代科学，理由便是中医缺乏自身的理论体系。其实，中医有自己的理论，这就是“阴阳五行”。但我们现代的学者经常把“阴阳五行”简单地归入“封建迷信”，这种态度本身就不符合自然科学的职业规范。当年，智者大师以佛教的缘起论解释中国的五行生克说，不管这种解释是否符合现代自然科学，但他的这份努力促成了中华文明与印度文明的深度融合。我想，文明的多样化，首先是来自于彼此的尊重与交流，而不是相互的排斥与自以为是。

  从中国南北朝、隋唐时期的世界格局来看，如果没有像智者大师这样努力把印度佛教思想融入中国文化的大背景里，我们很难想象中国最终成了佛教的第二故乡，甚至是佛教在印度灭绝之后还能在儒家社会里继续兴盛，无论是教义思想、修持法门、组织制度，还是法会仪式、信众规模，都比印度佛教有了更深一步的发展。当然，汉传佛教在过去的两千年里并不是全方面均质发展的，前一千年中国佛教更多是教义思想的丰富与发展，后一千年更多的是佛教全方面融入中国的民间社会。现在的中国佛教，需要认真反思、总结前两千年佛教发展的历史经验。

  宗教的生命力何在？天台宗形成以后，一直在中国流行，后还传到日本、朝鲜半岛，现在还传到欧美世界，其生命力何在？从我们对《摩诃止观》的研究来看，智者大师的思想，是中国文化、社会与印度佛教相结合的产物，天台宗的出现，可以说是印度文明与中华文明对话的结果，宗教的生命力一定是在本土化，脱离了本土文化的宗教传播，必定难以为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