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白马东来，佛教为中国带来众多改变，众多科技也经过发展后开花结果，有撰写《寒食散对疗》等医疗书籍的个人努力，a，也有为传播经典发展印刷术的团体贡献，b，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这种古代佛教与科技的良性关系值得深究与借鉴，因此本文选择一行作为研究对象。原因在于一行在佛教方面贡献颇多，同时又参与到国家历法的制定，具有双重身份。

  “释门制历”事件中，一行参与历法制定中，所体现出来的佛教与科技的关系，是本文讨论的重点。已有的研究中，1944 年日本长部和雄著作《一行禅师之研究》中，以密宗为中心，对相关文献进行了细致梳理。c 1984年，严敦杰以一行的天文工作为侧重，清晰地展现一行的一生， 写成《一行禅师年谱》一文。d 2009 年，吴慧《僧一行研究——盛唐的天文、佛教与政治》一文中，以一生的经历及其在天文和佛教上的工作， 结合盛唐之初的社会文化背景对其进行研究。e 这些研究为本文提供了厚实的基础，使得本文能进一步深化研究一行参与制定历法的原因。

  帝王“受命于天”，日月星辰的运行与天子的德行息息相关，因此历法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制定历法是国家最高天文机构的常规工作之一。开元十三年（725），一行未获得与天文相关的职位，以一位民间沙门的身份，参与编制《开元大衍历》，甚至连太史监南宫说也为其制历服务。对“释门制历”，现代解释认为与宗教身份无关，吴慧在其《僧一行研究——盛唐的天文、佛教与政治》一文中，明确提出“释门制历”起决定作用的，是开元初年玄宗的政治主张和文化选择。f该结论可以解释一行僧侣身份代表的意义，却无法厘清作为僧侣的一行为何具有深厚的天文学知识。开元六年（718），瞿昙悉达已经参与到历法的制定中g，以此而言，天竺僧人瞿昙家族相较于一行，更有资格以僧侣身份入选到历法制定中。此外《宋高僧传》说一行“深达毗尼”，《佛遗教经》中明确说明“仰观星宿、推步盈虚、历数算计，皆所不应”h。一个严守戒律的人，为何会违背佛教的戒律精神去学习阴阳谶纬之学，因此“释门制历”的原因值得进一步深究。

  身具丰厚天文学知识的僧侣并非特例，在一行之前，佛教已有大量关于天文历算方面的积累，可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包含大量天文学知识经典的译出，其中《长阿含经》、《杂阿含经》、《大方广佛华严经》、《阿毗达磨俱舍释论》、《摩登伽经》、《时非时经》、《大方等大集经》等经典中，包含了大量的天文知识，如《摩登伽经》中就有大量星象学和时间计算内容。另一方面，来华的高僧带来大量关于天文历法的知识，安息人安世高不仅是译经第一人，并且精通天文，“七耀五行之象，风角云物之占，推步盈缩，悉穷其变”i。在传播佛法的同时，也将印度的医术星相带入中国，此后西域来华僧人层出不穷，大多都具有深厚的天文知识，以《梁高僧传》为例，其中记载昙柯迦罗“风云星宿，图识运变，莫不该综”j，康僧会不仅“明解三藏”，而且“博览六经， 天文图纬，多所综涉”k，鸠摩罗什“博览四围陀典及五明诸论，阴阳星算，莫不必尽”l，求那跋陀罗 “幼学五明诸论，天文书算，医方呪术，靡不该博”m。这些高僧掌握各种天文知识，通过译经、教学等方式， 在僧人当中代代相传，丰富了中国天文历算知识。

  此外，《隋书·经籍志三》中还著录有一些关于印度天文知识典籍：

  《婆罗门天文经》二十一卷、

  《婆罗门竭伽仙人天文说》三十卷、

  《婆罗门天文》一卷、

  《摩登伽经说星图》一卷、

  《婆罗门算法》三卷、

  《婆罗门阴阳算历》一卷、

  《婆罗门算经》一卷。n

  印度天文学著作，大多由佛教僧人翻译，如《婆罗门天文经》就是由达摩流支翻译。o 各种典籍的完善，以及佛门内部的传承，为一行参与制定历法提供了深厚的背景，也进一步说明佛教内部的计时具有久远的传承。

  今人研究，一行对政治并不热衷，对教派之争也不加留意p，玄宗会选择他，与其算法高明关系密切。据长部和雄的研究，一行曾向学于道士尹崇、具体姓名无可考辨的天台山国清寺布算僧人，禅宗的普寂禅师、律宗的弘景禅师、玉泉天台系的惠真禅师、玉泉天台系的道一禅师、善无畏三藏、金刚智三藏等八名高学。q这八人中，与算学有关的是国清寺无名僧人。《旧唐书·方伎传》中载一行求学无名僧人的动机是“求访师资，以穷大衍。”r《宋高僧传》则说是喜欢“阴阳谶纬之学”s。 大衍、阴阳谶纬之学都包含有历法，一行向无名僧人求学的是历法无疑。

  在此之前，一行在当阳山学律，从学的律师是当阳惠真，学完历法之后，一行又回到当阳山学律。t一行学律中途学历法原因何在？《荆州南泉大云寺故兰若和尚碑》中记有惠真生平，中有一事耐人寻味，惠真从义净手中获得律本仔细学习后，提出“始以五月十六日结夏安居”，众僧惊诧莫名，至善无畏三藏到达，指出“迦利底迦星合时”才是正确的安居时间。u惠真自学戒律，推算出结夏安居的时间并非固定，而是要根据星辰变化决定，获得善无畏首肯，这样的做法在戒律中并非错误。除结夏之外，还有众多有时间要求的戒律，如诵戒、蓄物等都涉及计时问题。这些时间的细则，惠真作为一代高僧，自然不会无视。他从义净手中获得律本，义净曾经盛赞“故西国相传云，观水观时是曰律师矣”v。义净对计时的态度自然也会影响惠真，才出现惠真计算结夏安居时间的事件。w

  另一例证计算历法在唐代是研究戒律必备之学，是道宣《关中创立戒坛图经》，文中对于他理想中的祇园精舍，有一座“天下阴阳院”，可见其认为历法是必备技能之一。x在其撰写《四分律含注戒本疏》之时已经注意到印度历法与中国历法的差别，宋人元照在为道宣的疏文做注时，更详细阐释了两者的差别，明确指出：

  如佛法春分，以腊月十六日为始者，须准阴阳历家。大寒是十二月中气，如是类例，十六日便为立春，克定步数，可知时分，故僧祇中令作脚影，此即是也，多论昼夜各分九时，僧祇日夕三十须臾，唐国晷漏箭为百刻。y

  但因他本人对历法不够精通，只能是无奈地说“须准阴阳历家”。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中指出印度僧人须学五明，其中工巧明包含“伎术机关，阴阳历数”z。可见计算历法对于当时的印度高僧是一件比较平常的事。许多来自印度的高僧也证明这一点，如一行曾参学过的善无畏应也是精通历法之人，在《开元释教录》中赞他“艺术技能无所不谙”aa， 并且曾经对惠真的所推算的结夏时间做出过评判，一行的另一位恩师金刚智其父精通五明，家学渊源之下，精通历法也是理所当然。ab 此外， 同时代的菩提流支也是“阴阳历数”了如指掌。ac

  善无畏于开元四年（716）到达长安，路过当阳的日期应在此前。一行开元二年前往国清寺求学历法，他的历法最初应是跟惠真学习，觉得有所不足才出外参学。惠真所学历法内容不清，碑记中记载其称呼火星为“迦利底迦星”，据此而言，其所学应是印度历法。一行在《大日经义记》卷3 中提及“西方历法”并解释印度历中的大月小月和定朔法的设定，介绍昼夜六十时、二十七宿、九曜的含义ad，可见其对印度历法有过深入学习。开元二十一年，南宫说、瞿昙撰，等人联名上奏“《大衍》写《九执历》，其术未尽”。《新唐书》认为起因是瞿昙撰“怨不得预改历事”ae，测算结果是《大衍历》优于《九执历》。以此反推， 一行最初从惠真学习印度历法，或与惠真推算结夏日期有关，觉得有所不足，因此又前往国清寺从无名僧人求学。惠真是天台玉泉系，与天台发源地天台山关系密切，一行的这次参学，是目的明确的出行。因此他对天文历法态度，绝非《高僧传》所说喜好阴阳谶纬之学，在《大毗卢遮那成佛经疏》卷4 中，一行自述对历法的态度是为了“顺彼情机”af， 正是这种孜孜不倦的求学精神，一行最终学贯中印，测算出《大衍历》。

  《大衍历》的一大创新是打破传统历法关于晷长、漏刻和日食等的推算仅限于某一地点有效的局面，大胆尝试，使历法适用全国各地，ag这与文中分析其学历法目的，计算出与佛教戒律相符的历法一致。

  综上所述，一行学习历法，有两重目的，一是深研戒律，二是认为这是顺应众生需求的一种方便法门，因此佛教对历法的发展可以远追至佛陀时代。

  持戒过程中，涉及很多具体细节的操作，尤其是关于时间的问题，“非时”而作，便是犯戒。最著名的是“非时食”戒，《摩诃僧祇律》中说“非时者，若时过如发瞬、若草叶，过是名非时”ah，在明朝弘赞的《四分律名义标释》中对此有详细记载，并且明确指出，每年春秋分要重新量定时间，并且因为地理差异，每个地方采用当地时间计算。ai除日影法测算时间之外，还有前文提及的刻漏法。aj义净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中说 “若能奏请置之，深是僧家要事”，认为把握刻漏记时是出家人的一件大事。ak所以除测算年月的计时外，佛教还追求更细致的计时方式，一行经改进制作出具有自动报时功能的“浑天铜仪”，与佛门修行有关系与否？

  浑天仪始创于西汉，东汉张衡改为漏水推动，此后历朝历代屡次改进，至唐代，一行与梁令瓒等人再次进行改进。《旧唐书·天文志》中对此有详细记载，它不但能演示天球和日月的运行，而且立了两个木人，按刻击鼓，按辰撞钟，集浑天象与自鸣钟于一体。al浑天铜仪具有自动报时功能，该功能并非一行首创，在典籍记载中早有此事。宋人的《乐邦文稿》中提及，慧远曾经制作过十二叶木莲花，中间藏有机关，一个时辰折一叶，被人称为莲花漏。am唐人神清赞其“晷景无差”，并在夹注部分指出慧要擅长机关，曾做木鸟能飞数百步。an 义净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中记载印度的计时方法是漏水，铜碗底部开小孔放置在铜盆内，水漏满之后下沉，一碗即一鼓，四碗成一时，昼夜共八时。ao 中国将一木分为百份，竖放于铜盆中，滴水渐满，借助浮力将木头浮出，上刻十二兽作为十二时辰标志。ap来自印度的计时方法给中国带来了冲击， 佛教僧人为了使得自己的修行能够更精准，结合印度计漏刻对中国漏刻进行改良，莲花漏已经具有每个时辰自动报时的功效。

  此莲花漏在唐代开始传入民间，《唐语林校正》中载：

  越僧灵澈，得莲花漏于庐山，传江西观察使韦丹。初，惠远以山中不知更漏，乃取铜叶制器，状如莲花，置盆水之上， 底孔漏水。半之则沉。每昼夜十二沉，为行道之节。虽冬夏短长， 云阴月黑，亦无差也。aq

  灵澈也是著名的律僧，著有《律宗源引》二十卷ar，他得到莲花漏之事，在一行圆寂后大约半个世纪，因此莲花漏应从东晋开始一直在寺院之中使用。在稍晚的9 世纪，唐诗中出现了许多与莲花漏有关的诗句， 最具代表性的是皮日休的《奉和鲁望同游北禅院》，诗载：“吟多几转莲花漏，坐久重焚柏子香。”这首诗说明当时的禅院坐禅之时，用莲花漏计时，并且根据其计时功能进行焚香等宗教祭祀。一行的师承中，普寂、弘景皆是当时著名禅师，因此对禅院中的莲花漏有过密切接触也是理所当然之事。

  关于莲花漏的造型，现在已经不得而考，宋人燕肃对莲花漏进行改造，做出了更精密的莲华漏，在《青箱杂记》中说，它将原来百刻浮木分为四份，每份二十五刻，有六十四面，百刻分为千分。as 以此反窥， 可见当时佛门的莲花漏优于普通的漏刻。到明代崇祯十一年（1638）， 皇宫中为了供佛制作出更精妙的漏刻，供佛的佛龛藏在漏壶中，时间到自动浮出水面，并且能自动击钟鼓报时，与一行建造的浑天铜仪大同小异。at

  唐之前，佛教传来的大量典籍为“释门制历”一事打下坚实的基础，而中国僧人为了持戒修行，从东晋开始就不断将印度与中国的计时方法整合改进，进行巧妙构思，制造出更精美准确的计时器，为一行提供了具体的实践基础，从而改良出具有自动报时功能的浑天铜仪。

  一行以民间沙门的身份，参与到国家历法的制定，与佛教从传入中国后，将印度与中国的历法融合关系密切。许多传自印度的历法到中国后不适用，引发种种错误，僧团需要统一的时间以方便制定计划，急需有人进行修正，此时，义净将印度取回的书籍赠送与惠真，一行承学于惠真得到印度历法的传承，又远赴天台山学习中国历法，集二者于一身，为后来的《大衍历》打下坚实的基础。在计时仪器上，自东晋慧远开始，佛门莲花漏盛行于世，一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制作出具有自动报时功能的浑天铜仪，为佛门的持戒修行提供了具体的计时方法。以此而言，佛教不管从教义，或者从修持上，都为科技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与支持。

  a 　杜斗城编：《正史佛教资料类编》卷8，甘肃文化出版社，2006 年，第522 页。

  b 　［美］卡特：《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商务印书馆，1991 年，第33 页。

  c 　［日］长部和雄：《一行禪師の研究》，神户：神户商社大学经济研究所，1944 年。

  d 　严敦杰：《一行禅师年谱》，自然科学史研究，1984 年，第35-42 页。

  e 　吴慧：《僧一行研究——盛唐的天文、佛教与政治》，上海交通大学博士论文，2009 年。

  f 　吴慧：《僧一行研究——盛唐的天文、佛教与政治》，上海交通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第170页。

  g 　《新唐书》卷98，中华书局，2012年，第691页。

  h 　《佛垂般涅槃略说教诫经》卷1，《大正藏》第12册， 第1110页。

  i 　《开元释教录》卷1，《大正藏》第55册，第481页。

  j 　《高僧传》卷1，《大正藏》第50 册，第324 页。

  k 　《高僧传》卷1，《大正藏》第50 册，第325 页。

  l 　《高僧传》卷2，《大正藏》第50 册，第330 页。

  m 　《高僧传》卷3，《大正藏》第50 册，第344 页。

  n 　《隋书》卷34，中华书局，1982 年，第997 页。

  o　《大唐内典录》卷5，《大正藏》第55 册，第271 页。

  p 　吴慧：《僧一行研究——盛唐的天文、佛教与政治》，上海交通大学博士论文，2009 年，第169 页。

  q 　［日］长部和雄：《一行禪師の研究》，第47页。

  r 　《旧唐书·方伎传》卷191，中华书局，2012年，第5111页。

  s 　《宋高僧传》卷5，《大正藏》第50册，第732页。

  t 　吴慧：《僧一行研究——盛唐的天文、佛教与政治》，上海交通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第185页。

  u 　《文苑英华》卷860，中华书局，1982年，第4541页。

  v 　《南海寄归内法传》卷3，《大正藏》第54册，第226页。

  w 　《南海寄归内法传》卷3，《大正藏》第 54册，第226页。

  x 　《关中创立戒坛图经》卷1，《大正藏》第45册，第807页。

  y 　《四分律含注戒本疏行宗记》卷4，《卍续藏》第40 册，第114 页。

  z 　《大唐西域记》卷2，《大正藏》第51 册，第876 页。

  aa 　《开元释教录》卷9，《大正藏》第55 册，第572 页。

  ab 　《宋高僧传》卷1，《大正藏》第50 册，第711 页。

  ac 　《开元释教录》卷9，《大正藏》第55 册，第570 页。

  ad 　《大日经义释》卷3，《卍续藏》第23 册，第308 页。

  ae 　《新唐书》，第587 页。

  af 　《大毗卢遮那成佛经疏》卷4《入漫荼罗具缘真言品 二》，《大正藏》第39 册，第618 页。

  ag 　马忠庚：《汉唐佛教与科学》，第195页。

  ah 　《摩诃僧祇律》卷17，《大正藏》第22册，第360页。

  ai 　《四分律名义标释》卷13，《卍续藏》第44册， 第505页。

  aj 　《摩诃僧祇律》卷17，《大正藏》第22册， 第359页。

  ak 　《南海寄归内法传》卷3，《大正藏》第54册，第226页。

  al 　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卷6，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5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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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 　《北山录》卷4，《大正藏》第52 册，第59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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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 　《法华经文句辅正记》卷10，《卍续藏》第28 册，第813 页。

  aq 　（宋）王讜著，周勋初校正：《唐语林校正》，中华书局，2012 年，第4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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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 　（宋）吴处厚撰，李裕民点校：《青箱杂记》，中华书局，2012 年，第99 页。

  at 　《释鉴稽古略续集》卷1：“宫漏约高六七尺，为木柜，藏壶其中，运水上下。柜上设西方三圣殿，柜腰设玉女，捧时刻筹，时至辄浮水而上。左右列二金甲神人，一悬钟，一悬钲，夜则神人自能按更而击。”《大正藏》第49册， 第9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