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全球化背景下的藏传佛教与藏传佛教研究”，想谈的是藏传佛教在目前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所面临的困境、机遇和出路，想讨论的是今日西藏的仁波切和密教何以一方面成了后现代社会广大“小资”、“先进”们的新宠或最爱，但另一方面却又被他们不断地误解、误导，遂使藏传佛教变成了“心灵鸡汤”？我想说的是，正是全球化让藏传佛教跨越雪域而走向了世界，使它成为可供他人任意选择的一种另类的“世界宗教”，但同样也正是全球化让西藏变成了世人眼中的“香格里拉”，让藏传佛教最终变成了别人家的梦想和希望。可谓成也全球化，败亦全球化，全球化对于西藏和藏传佛教的影响值得我们进一步地做深刻的研究和讨论。

  一

  首先，请允许我说一下我本人对全球化的一些基本的看法。全球化是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的一场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地区、民族、资源、环境、宗教、文化、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的全球性的运动，它来势迅猛，且势不可挡，在短时间内即有可能瓦解世界现有的格局和秩序，并彻底改变人类的生存方式。迄今为止，全球化对世界各民族、各种宗教和传统文化已经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其影响之大、之深远，实在还难以估量。其中更有两个具有典型意义的特征，一是世界明显地变小了，朝夕之间就沦陷为地球村了，而世界不同民族、地区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从表面看来是变小了，甚至变没了，人类的口味也变得越来越单一，或者说单调了。今天有人喜欢喝可口可乐，有人喜欢喝百事可乐， 其中的差别实在是小到了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二是世界并没有因为全球化而变得更加繁荣、和平与美好，相反它越变越复杂了，越变越麻烦了， 地球村的出现反而使不同民族、地区、宗教和文化传统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彰显了出来，并不断加剧，今天全球范围内民族主义的兴起和泛滥， 以及各种形式的宗教原教旨主义和激进、狂热的恐怖主义行动的爆发， 渐渐成为全球化时代的两个标志性的特征。

  那么，为什么全球化会给世界带来这样可怕的后果呢？为什么全球化给时空带来的从观念到实践的双重改变并没有让我们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统一、和平和繁荣，让各种宗教和文化传统可以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呢？ 我想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大概就是全球化对于那些弱小民族和非主流宗教文化传统，特别是对它们的认同和利益的解构与破坏是灾难性的，如果对这种负面的影响不及时地予以预防和阻止，它们都有可能瞬间灰飞烟灭。所以，构建和强化自己的民族、宗教和文化认同，捍卫自己的生存权利，便成为当下世界许多相对弱小和非主体的民族、宗教和文化传统需要面对和为之拼搏的一项最迫切的使命，甚至可能是一场顽强的生死之战。而当他们坚守自己的民族、宗教认同、捍卫自己的生存权利的努力得不到正确的引导和有效的控制时，就很容易会走上激进、不理智， 甚至暴力的道路，这就是目前我们这个地球村所面临的一大困境。

  二

  接下来我想谈一下全球化到底给藏传佛教带来了何等样的影响。首先，我要说西藏早已经被卷入了全球化的洪流之中，因此，如何在现代化快速发展与维持西藏传统文化、保护西藏自然环境之间寻找到一条相对平衡和稳妥的前进道路，也早已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难题。在这个大背景下，一方面由于尽快实现现代化、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已是当下西藏建设的重中之重，于是如何维护以藏传佛教为主体的西藏民族文化即面临严重的挑战，藏传佛教信仰也因为西藏社会的日益世俗化而不断地被动摇、削弱；然而，另一方面，藏传佛教的传播和发展又被作为维持藏族传统文化的一项举措而得到了社会的支持，而藏族同胞建构自己之民族和文化认同的努力也成为推动藏传佛教强势复兴的原动力。这两股潮流有时可以并行不悖，甚至相辅相成，如建设藏传佛教寺院、开发藏传佛教的传统资源等，都可以成为推动西藏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的动力；但有时也会引发激烈的矛盾和冲突，因为快速和过度的经济开发势必会影响甚至破坏西藏的自然和人文景观，而难以抑制的世俗化、商业化也必然会给藏传佛教的信仰和实践带来严重的损害。

  值得庆幸的是，藏传佛教作为一种非主流的宗教传统，它不但没有在全球化大潮中被消灭，相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虽然现代化和世俗化的进程使得藏传佛教在其原生地的生存遭遇了严重的挑战，但它却在全球化了的世界这个更广阔的舞台上获得了新生。全球化使得藏传佛教超越了地域和民族的界限和束缚而走向了全世界。从其目前流传和影响的广度来看，我们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称藏传佛教为一种“世界宗教”。

  藏传佛教在西方世界的较广泛的传播开始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时就有人将它称为“可供选择的神坛”（an alternative altar），自此随着全球化的愈演愈烈而弥漫至全世界，成为世俗化时代异军突起的一种最有影响力的特殊的宗教形式。而在今日之中国，藏传佛教于西藏以外地区的传播和发展之迅猛也同样令人瞠目。不得不说，这种现象的出现显然也与无孔不入的全球化有关，来自西方的“想象西藏”和“神话西藏”的热潮也深深地影响和改变了中国老百姓对藏传佛教的认知和立场。

  颇令人不解的是，全球化所带来的时空观念的改变似乎丝毫也没有减弱我们人类“想象异域”的欲望和能力，虽然现代交通的便利已使今天的西藏早已不再是那个可望而不可即的“第三极”了，但是像“想象西藏”这样一个延续了上千年的全球性的思想工程却并没有因此而消退，在其影响下，今天的西藏再次变成了“香格里拉”，并从原本的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想象中的“殖民乐园”，蜕变成了后现代人自我设计、自我构建的主题公园式的一个绿色、和平和精神的未来世界的蓝图。与此同时，藏传佛教则被想象成为后现代世界的一个琳琅满目、任客人予取予求的“精神超市”，也是全世界很多人都非常爱喝的一锅“心灵鸡汤”。

  一方面，全球化使得藏传佛教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最广阔的传播，以前人们说什么“铁鸟腾空、佛法西传”，但“天鹅入湖”是极其缓慢的一件事情。及至上个世纪70年代，佛教在西方的传播极其有限。即使是铃木大拙的“禅”（Zen）这样十分西化的概念在西方传播和被接受的程度也是相当有限的。只有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藏传佛教的传播才会变得如此的迅速和广泛，且势不可挡。

  另一方面，全球化又使藏传佛教彻底地变了味道，原汁原味的佛教不见了，而心灵鸡汤则充斥于市、随处可得。目前世界上流行的藏传佛教， 我们或可以称之为“虚拟的藏传佛教”（Virtual Vjrayana Buddhism）， 它是一种想象和建构出来的东西，与藏传佛教的本来面目南辕北辙。从前， 藏传佛教曾被西方学者们认为是离佛祖所传正法最遥远的、最堕落的一种宗教，根本就不配被称为佛教，所以只能称其为喇嘛教，甚至是萨满教。更有西方传教士曾把藏传佛教看成是魔鬼的作品，或者说是上帝的恶作剧，因为它的外观太像罗马天主教了，可它所传的又绝不是上帝的福音， 所以应该被消灭。但是，在今人眼里，藏传佛教却是具慈悲和智慧的一种宗教，是可以达到物质享乐和精神解脱之双运成就的最高级别的佛法。

  今天，藏传佛教流行于全世界，它可以是西方人，也可以是东方人， 或坐在自家舒适的客厅里，或坐在精心装饰的禅房中，随时可以修行的一种极其“时髦”“高尚”和“随心所欲”“即时成就”的宗教。当然， 与来世的精神解脱和成佛涅槃相比，人们更热衷的是从活佛、上师那里得到神通和加持，企求的是现世物质利益的满足和小我之心灵的安宁。他们不想对佛法有多深的领会，却对各种瑜伽修习和法事仪轨十分向往。显而易见，这样的信佛和修佛偏离了践行佛法之正道，堕入了精神拜金主义的泥潭，有百害而无一利。

  然而，这种世界性的新形式的藏传佛教，也对藏传佛教在西藏本土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三

  在上述背景之下，世界范围内的藏传佛教研究也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只是这种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是虚假的。今天如果我们上一家西方的购书网站，如Amazon.com，输入Tibetan Buddhism 这一条目，或者走进一家西方的实体书店，寻找有关藏传佛教的书籍的话，即不难发现这类书籍的数量是十分巨大的。不幸的是，其中绝大部分只是心灵鸡汤类的“法本”（dharma books），而真正研究藏传佛教的学术著作则数量不多， 且完全被前者所淹没。自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在西方传播藏传佛教的西藏喇嘛和他们的西方弟子们一起，撰写、出版了大量宣扬藏传佛教的作品，但为了迎合洋弟子们的口味，他们不遗余力地将藏传佛教改变成为符合“新时代”（New Age），或者后现代人口味的“精神食粮”， 用藏传佛教的旧酒瓶，装入西方人爱喝的新酒，于是这种新时代的“藏传佛教”便大行于世。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本名义上由索甲活佛著作的《西藏生死书》开始风靡全球，这本书是一部专门为西方读者撰写的，其中充满了从西方哲学、思想和灵异传统中寻找出来的冒牌货，它与藏传佛教宁玛派所传的《中阴闻解脱》，或称《西藏度亡经》之间的距离，大概正好是可以用来丈量当今西方流行的虚拟的藏传佛教与原汁原味的藏传佛教这两个不同版本之间的距离的一把尺子。再譬如，近年来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情歌风靡全中国，成为数目越来越众的都市“小资”们的最爱，他的情歌不断被重新翻译、解释，甚至伪造、虚构，同时他的生平事迹也被不断地演绎、捏造和神奇化，可谓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不同的六世达赖喇嘛，而每个六世达赖喇嘛又都不过是那些想象者们自己的梦想和理想的化现和化身。

  需要强调的是，藏传佛教于全球范围内的这种虚假的繁荣绝不只出现于社会大众流行层面。即使在西方大学这样的学术机构内进行的藏传佛教研究，也明显受到了上述这种倾向的深刻影响。例如，美国有史以来二位最著名的藏学家，一位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现任宗喀巴大师讲座教授Robert Thurman先生，一位是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荣休教授Jeffrey Hopkins先生，他们都属于“垮了的一代”（beaten generation）人中的豪杰。上世纪60年代初，他们相继从哈佛退学，随后进入卡尔梅克蒙古喇嘛格西旺杰在新泽西建立的一座藏传佛教小庙中，开始修学藏传佛教。应该说，他们原本只是藏传佛教的超级“发烧友”，Thurman还曾经削发出家当过一年多的喇嘛，但后来他们又都回到了大学，摇身一变成为美国学术界最权威的藏传佛教专家，培养出了一批很有出息的弟子。可惜的是，他们所做的藏传佛教研究常常严重偏离学术轨道，其中可见有浓重的“发烧友”式的气息和烙印，对西方世界“想象西藏”或者“神话西藏”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例如，Hopkins教授曾经将上个世纪前半叶著名的西藏“疯僧”根敦群培所造的一部本来与藏传佛教毫无关系的、专门讲述如何行男女之乐的《欲论》翻译、改编成了一部异性恋、同性恋者都可以受用的性爱指南书，并把它说成是藏传佛教最精华的一部宝典，是指导佛教行者同时获取身体的喜乐和精神的解脱的不二法门，可谓荒唐之极。

  而Thurman 则把藏传佛教说成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尖端的心灵科学，西藏喇嘛是世界上成就最高的心灵科学家，是心灵宇航员等等。显然，尽管Hopkins 和Thurman 等人都具有极其出色的藏语文水准，对藏传佛教的理解也相当透彻，但他们故意十分夸张地把藏传佛教抬举为超越时空的宇宙真理，可见他们从事藏传佛教研究的目的绝不仅仅是为了学术，或者说根本就不是为了学术，而是为了要神化藏传佛教，并把自己作为这种“宇宙宗教”的代言人而登上了至高无上的学术巅峰。然而，正是通过他们的鼓吹和推动，才使藏传佛教最终成为了一种可供西方人自由选择的另类神坛。

  在想象西藏或者神话西藏的背景下，西方藏传佛教研究的另一个特色就是对藏传密教研究的高度重视。曾有一位名Geoffrey Samuel 的西方人类学家在他的名著《文明了的萨满人》（Civilized Shamans）中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藏传密教是西藏文明给世界精神文明做出的最大的， 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贡献。因此，即使藏传密教的修行，或者说整体的密教传统早已接近失传，至少在其发源地印度已难觅其踪影，而且传统上西方早期的佛教研究者们通常也把密教作为佛教发展史上的最后一个时期，亦即佛教衰亡期才出现的一种堕落、邪妄的形式，但是，藏传密教却成了今日世界上大量准藏传佛教徒们，甚至是伪藏传佛教徒们最热衷的一种佛教修行方式。这种倾向也开始于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

  与此相应，国际佛学研究界对藏传密教的研究也空前地重视和发展了起来。然而，不管是谈论世人对藏传密教的热衷也好，还是谈论学者对藏传密教的学术研究也好，呈现出来的首先也还是一片虚假的繁荣景象。今天如果我们在Amazon.com 上输入Tantra, 即密教这个术语，跳出来的将会有成千上万个条目，但它们中的绝大部分又与严肃的学术研究无关，其内容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其中不少甚至与色情有关，真正经得起考验的严肃的学术著作则是凤毛麟角。对藏传密教研究的发展速度和水准似乎远远跟不上人们对藏传密教之热衷的迫切程度。

  以上所说就是全球化对藏传佛教与藏传佛教研究所产生影响的基本情形。前者对后者无疑有强有力的推动，甚至使其成为一场世界性的宗教运动，但这种推动引出的结果并不都是有益和积极的，在虚假的繁荣景象背后也潜藏着误导信众，并致使藏传佛教变质变味的巨大的危险性。

  四

  当然，若我们尝试跳出嘈杂的大众视野，离开喧嚣的红尘世界，而把我们的视角投向学术象牙塔内，则不难发现这里还是有着十分深入和学术的藏传佛教研究的。虽然学术无法与现实政治，无法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东方主义等等物质上的侵略和精神、思想观念上的渗透绝缘，但学术终归还是学术，它毕竟是一种人类精神活动的、有其自身运行规律的思想行为，它不可能长期停留在为现世的世俗需要服务这一层面上。特别是西方一些佛教学者凭借其悠久和扎实的语文学（philology）传统对藏传佛教文献所作的整理和研究取得了极其丰硕的成果，它们无疑是西方之学术和思想的一笔十分丰富和宝贵的遗产。

  即使是在虚拟的西藏取代了现实的西藏，藏传佛教不再是西藏和藏族同胞们独有和信仰的一种佛教传统，而成了世界上很多人都乐于接受的一种可供选择的另类宗教形式时，在东西方学术机构内也还总有一批“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的学究们，他们孜孜不倦地整理、翻译、解释藏传佛教文献，探究中观、唯识等藏传佛教精义，解密藏传密教的种种瑜伽修习法及其象征意义，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即使是在Hopkins和Thurman开创的美国藏学和藏传佛教研究传统中，在他们之后的新一代藏传佛教研究者们也已不再完全与他们的导师走在同一条道路上了，他们中有的非常沉痛地反思他们的前辈和自己，即所谓“拜倒在喇嘛脚下”的一代美国藏学家们走过的心路历程，激烈地批判他们对于神话化西藏的推动的错误，以及他们在东方主义、文化帝国主义思想影响下所作的学术研究之成果的种种不足；或者更多地回归学术研究的常轨，走上了欧洲学术传统所重的语文学研究道路，或者自觉地与美国学术传统中的比较宗教学研究接轨，藏传佛教研究渐渐与社会的精神和宗教文化运动脱轨，其于近年来所取得的成就也可谓是可圈可点。

  总而言之，是全球化造就了神话西藏的诞生，推动了藏传佛教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传播，也促使了藏传佛教研究在世界范围内的繁荣。在经历了对东方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及其他们对西方藏传佛教研究之影响的批判和反思之后，国际藏传佛教研究也开始更加循行传统的佛教语文学的学术轨道，自觉地回归美国比较宗教学学术研究的范畴和轨范之中，其发展速度之快和取得成绩之多，是有史以来所不曾见到过的。

  然而，非常令人遗憾的是，近年来国际藏学研究领域所取得的丰富和精湛的学术研究成果对大众想象西藏，或者说对祛魅西藏和藏传佛教的影响非常有限，西方世界有关西藏和藏传佛教的那一套早已深入人心的话语的形成本来就与作为学术的藏传佛教研究关联不大，它是在西方自身之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东西方宗教文化的互动，地缘政治的演变等等多种因素的交互、综合作用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又与当今世界上几个最强有力的话语，如民主、自由、人权、和平、环保、民族自觉、传统文化的保护等等，都有十分紧密的联系。与此相应，今天我们若要尝试解构这套全球化背景下形成的西藏话语，这当不是仅仅依靠出版一二部研究藏传佛教的高大上的学术著作就能办得到的，人们宁愿相信他们早已习惯了的那套令人鼓舞和迷恋的西藏神话，而不愿意劳神费力地去研读藏学家们皓首穷经、费尽心力所撰写的那些佶屈聱牙的学术作品。

  与20 世纪伟大的西藏学家、意大利学者图齐（G. Tucci）先生的传世学术名著《西藏画卷》（Tibetan Painted Scrolls，首次出版于1949 年） 比较起来，来自奥地利的登山运动员哈雷（ Heinrich Harrer）的自传性作品《在西藏的七年》（Seven Years in Tibet，首次出版于1953 年）显然更受普通读者的喜欢，也对西方人了解和想象西藏有更大的影响；而若拿《在西藏的七年》与化名为洛桑然巴（T. Lobsang Rampa）的英格兰管子工、小说家Cyril Henry Hoskin 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相继出版的畅销小说作品《第三只眼睛》（The Third Eye）、《来自拉萨的医生》（Doctor from Lhasa）和《然巴故事》（The Rampa Story）作比较的话， 则又实在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了，这三部由一位在写作这些小说时还从未离开过英伦三岛一步的“乡巴佬”用超级的想象力杜撰出来的纯属虚构的自传体小说对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世界对西藏的想象所产生的冲击和影响是任何严肃的学术作品所无法望其项背的。

  最后，我想说的是全球化并没有消除神话，相反，它依然在不断地制造新的神话，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将这种新的神话传遍世界。如果我们无法识别这类神话，将别人为你设计的“虚拟的现实”（Virtual Reality）误以为就是我们自己身处的现实，那我们就很不幸地落入了全球化的陷阱了。

  ① 　2016年12月17日在首届“全球史视阈中的宗教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所作的主题发言。